大秦帝國之裂變海外版

還沒看完 才看到一半 但忍不住先寫幾點。

在體現老秦人不畏死勇敢戰斗的場景真是讓我動容，尤其配上bgm和那句赳赳老秦 復我河山 血不流干 死不休戰。比如六國分秦去打戎狄回來 秦孝公出城接傷亡保重的軍隊那里，心里真的很難受。

老秦人也明事理。老白駝在法場率先發聲喚醒百姓，還有百姓真的沒在七百多人的大型死刑之后向衛鞅尋事，衛鞅去向秦孝公匯報說這些的時候真是為老秦人感動。插個題外話，這段真是能體現君臣二人充分的互信與情義（捂眼，其實心里巨想刷yooooooo）

另外印象深刻的就是衛鞅有著時代領先的智慧，秦孝公有大胸懷大氣魄，甘龍的確是人精不然也做不到最大的官。

先寫這些，等全部看完看看還記不記得再寫。

《戰國策》里的衛鞅：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
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愿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我曾疑心秦孝公傳位商君而商君辭不受的情節太像劉備托孤，只是電視劇編劇的一廂情愿，沒想到是出自《戰國策》。我曾疑心秦惠王殺商君是覺得他威望太高自己沒了位置，就像秦始皇殺呂不韋一樣，《戰國策》跟我的看法一致。


《史記》的《商君列傳》基本上是衛鞅一生重大轉折點的記錄，電視劇主要沿用了這些說法。公叔痤向魏王薦鞅、景監向秦孝公三薦鞅、甘龍杜摯反對、鞅從左庶長到大良造到商君的升遷、徙木立信、太子犯法黥劓其傅、遷都咸陽、魏割河西之地獻於秦、趙良勸商君退隱而鞅不聽、客舍拒鞅等。
這里提到衛鞅變法的一個理念“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大意是要做大事就不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真理只掌握在少數人手里，老百姓要的是結果，結果才重要，過程是什么不重要，電視劇里沿用了這個重要的理念，并加以闡發，使商君的法治思想堪比資本主義革命的思想先驅盧梭和伏爾泰。
這里記載了衛鞅變法的主要內容：什伍連坐法，即鼓勵人民互相檢舉揭發，說高雅些就是要積極開展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激賞軍功，即奴隸有軍功也可以封爵（“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禁止私斗（這不是電視劇的原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廢除爵位世襲制（“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郡縣制（“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行度量衡（“平斗桶權衡丈尺”）等等。這些制度的設計不僅使衛鞅成為令秦國面貌煥然一新的總設計師，也是封建社會制度的設計師。其設計制度的功力堪比為資本社會設計三權分立制度的孟德斯鳩。
司馬遷是治學嚴謹的人，他肯定了衛鞅在秦國的重大影響力，肯定了衛鞅變法促進秦國國富民強（“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
他對衛鞅事跡的記述大抵成為了我們對歷史上的商鞅的認識，同樣是這些事，《大秦帝國》里塑造了法神而且是秦由弱到強的奠基巨人衛鞅的高大形象，司馬遷卻得出這些結論：“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是什么原因呢？《史記》對衛鞅的貶評，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司馬遷對酷吏的心病，因為他自己就飽受宮刑之苦。而電視劇對商鞅刑罰嚴酷的解釋是戰時變法的艱難，而秦惠王除惡務盡的理念又仿佛為以后秦法日歷嚴苛埋下了伏筆。


《呂氏春秋》里也記載了公叔痤向魏王薦鞅而魏王不聽后悔的事：
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嗟！疾甚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愿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強，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
如果說司馬遷對衛鞅有偏見，我想那是肯定的，因為有一個說法是短命王朝的史書是由后世寫的，后世對短命王朝的人都是惡評為主。那么《呂氏春秋》作為本朝記載，大抵屬實吧，這里也記載了衛鞅對公子昂無信便大抵符合史實了吧。不過“兵不厭詐”，《呂氏春秋》以此來說衛鞅做人不講信用而自食惡果也太生硬了吧，《史記》以此來說衛鞅“少恩”也太牽強了吧，對敵軍“少恩”又怎么了？電視劇對衛鞅勝公子昂是光明正大的解釋，我以為是合理的。
（《呂氏春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愿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


《史記》在《秦本紀》里也有對孝公和衛鞅的記載，進一步肯定了衛鞅在秦國歷史上的影響力。在這里司馬遷提到的孝公下求賢令，在求賢令里“數落先君”（“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丑莫大焉”），并說愿與大才共分秦國（“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我原以為電視劇編劇太有才了，為了塑造孝公的高大形象把求賢令也寫得這么好，原來是出自《史記》的《秦本紀》。在這里司馬遷再次提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再次提到衛鞅變法的大概內容“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再次提到衛鞅變法的主要阻撓者甘龍和杜摯。提到“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看上去好像衛鞅退隱是因為“宗室怨鞅”，其實司馬遷也沒說這有因果關系啊，所以電視劇里美化衛鞅退隱，我覺得編劇也是合理的。


古時候就有許多文獻沿用了《史記》里對衛鞅的描述。如《文選》：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邛，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商鞅這個人，要是和他交朋友肯定很不舒服，司馬遷說他，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常人往往做不了大事，做大事的人確實不是很容易讓人接近的。成功者會堅持的自己的信念，很大程度取決于與一般群眾的距離保持有多大。所以基于這個層面，我們有理由相信領袖的所謂親民只是作秀而已，是的，我們需要高瞻遠矚的領導者，給我們真正正確的方向而不是自己宣稱的正確方向。方向要是對了，我們的柴米油鹽雞毛小事也就沒必要領導關心了，打個極端的比方，如果防范得當或者措施有力，我們就永遠不需要那些領導人在災難廢墟前面悲天憫人。

商鞅變法的時代是一個大家都在變法的時代，變法是時代的潮流，但變法沒有標準，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這里應該說有運氣的成分，更多說是環境使然。這是外因誘導內因的時代，大家的創造力都很旺盛，所以說當一群猴子開始進化的時候，某只猴子的修成正果化身為人顯然是個小概率事件。在戰國外部世界相對平和的年代（除了一點胡人目光短淺的劫掠以外，確實沒有什么與華夏文明相當的文明干擾），這個概率被準確計算為7分之1。商鞅入秦無數線頭中的一根，一個言聽計從的秦孝公算一根，秦國的一窮二白沒有歷史包袱也算如是，重要的是概率中的另外7分之6在自身的變革以外也無償提供著經驗和激勵和鞭策。所以說商鞅的成功是個幸運的事件，變革成就了秦國的一統，就比如車裂成就了商鞅。比如災難成就了普羅米修士。雖然中國沒有悲劇的傳統。但現實教育我們，悲劇是時間走向深刻的必有之路。商鞅必須得死。這也是電視劇《大秦帝國》放大給我的一個概念。這概念我相信編劇是從譚嗣同戊戌變法后求死以全慷慨之義那里得到的靈感。這或許是我們民族的悲哀。所謂的烈士情懷，使國人更愿意以激烈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放棄理性和周旋。

電視劇杜撰了商鞅在人生末途的態度。使其從倉皇逃離到奮而反擊的過程改變成慷慨赴死。我們篡改歷史的目的也許是為了獲得一點激越的快感。但我個人更喜歡商鞅在最后的反擊（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為報夙怨，告商鞅有謀反企圖，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國，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計而喪師，故拒不接納。商鞅不得已而歸秦，乃與其徒屬發邑兵攻鄭（今陜西華縣），兵敗被俘。惠王車裂商鞅，并滅其族）。一如吳起在最后時刻所設計的報復。這種快意恩仇的態度似乎并不被中國歷史所延續。戰國后那些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自虐情節一直延續到文革。而另一個層面，也可以看出而今文藝創作的一個弊病。就是人物的性格被事先定格。不僅性格缺乏變化而且標本化嚴重。假大空的毛病從來都沒有被改正過，我們總是看到煥然一新的人物，使我們根本不知道人物本來性格和事跡是什么，一些不約而同的謊言造成了我們的集體失憶。

所以電視劇給了我們一個顯然不真實的商鞅。要我理解，商鞅并非如此堅持不懈或者剛直不阿。也不是這樣理想主義到以身赴死以保全信念的程度。商鞅是什么樣的人，要我說，首先就是其的圓滑及對人的洞察。從公叔座對魏王說如不用商鞅就殺商鞅，而商鞅很不以為然，認為魏王不聽你用之言也就更不會聽你殺之言一段來看，商鞅是一個多么明白的人。而商鞅三見秦王，兩次講不切實用學問以托出第三次所講出的真正學問的高明。看以看出商鞅的心計之深，運用之妙，游刃之有余。這樣的人怎么會迂闊到以死赴義。

或編劇認為秦法之嚴之細之密，而估計制法之人之審慎之嚴肅之固執而無變化。而不知《圍城》里有句話，說規矩都是不守規矩的人定出來的。這些變法人本就因不拘泥于程式而肆意汪洋大刀闊斧變革。商鞅立木為信已足見其機鋒之巧，為信而信，信而不誠。也看見為達目的的不擇手段。秦法嚴苛，說明的是立法人對于世人的不信任，如所言人性惡使然。也是聰明人處置他人采取小聰明的辦法。從這點，與商鞅性格吻合，他的智慧，在于洞悉他人智慧后的應制之法。

商鞅之人，是法家而非儒家，法家講究的是辦法和規矩，認為人心不可測所以不制其心而制其行。而儒家則反其道，以為其心可以被引導向善，而引導以所謂理想的力量。電視劇則充滿理想主義色彩。

法家在文革期間大為流行，后來也因為中國改革開放而繼續以其改革身份為之今人楷模。但過猶不及，近百年精英們求治心切思潮紛涌，有點戰國大論戰的感覺，但論的太多做的太偏激，安定個幾十年就亂，現在又處于這樣一時期，我們怎么辦，往哪里去這些都是問題，電視劇說以法治國，擺脫人治。但我們不無悲哀的發現，其實商鞅靠的還是秦孝公，法治的基礎并不牢靠，干擾的因素很多。當然在現在，比起原來我們相信青天以外，相信法治肯定是更大的進步。

最后說電視劇過于冗長，可刪掉一半，我們對于歷史往往不較真，對于人物因不熟悉而可任之評說。文藝家擔心群眾不明是非，所以熱衷以自己的思考取代觀眾思考，所以還是希望，我們可以獲得一點真實的信息，以便自己有一點認識，哪怕是錯誤的。


許億的屁事http://hym1976.blogcn.com/index.shtml

10日起，侯勇王志飛高圓圓主演的《大秦帝國》在搜狐高清開播了；據搜狐數據顯示，幾天播放下來，該劇日均點擊率過百萬，且呈現折線上升趨勢。在此恭喜。
我2008年在網絡上已經觀看過此片，后來也重看了兩遍；今年九、十月間在網絡搜索此片時，發現這電視劇居然在優酷與土豆都下線了，——電視臺要播放了？搜索下來，終于發現其將于12月18日在陜西衛視、東南衛視、河南衛視、河北衛視四大衛視播放（搜狐高清頻道為其在衛視播放預熱）。
再過些天，該劇就要在四大衛視同時開播了。網絡稱，12月16日該劇將在四衛視舉行開播首映禮。這么好的片子注定要出名。同時，北京等衛視也將對其進行二次播放。
去年12月份在網上我是加班加點，每天都要到3點睡覺，最后看完，隨后隔日就會去點擊一下，對其，我嘖嘖稱贊。

09年，《大秦帝國》能在美國、墨西哥、日本與韓國等國家播放這都不是這部電視劇制作的初衷，我想，編劇孫皓輝與導演黃健中想通過該劇傳達出某種東西或者說是精神是想要我們這些最普通的中國人知道這些東西，明白在紀元前的300與400年間，中國的戰國時期，我們的仙人在做些什么與想些什么。另外，搜狐網絡開播能夠取得這么大的點擊率，且輕易地擊敗《蝸居》，說明《大秦帝國》到底是有東西吸引著普通百姓。

我想稱贊這部片子，當然首先得抑之。
抑之一：秦孝公時期中原還沒有騎兵隊伍，作戰以車兵與步兵為主。中原第一支騎兵出現于趙武靈王時期（前340年—前295年），由于趙國北臨匈奴等少數民族，且常受他們天然騎兵的攻擊，故武靈王學習胡人進行了“胡服騎射”的改革，中原這才有了第一支騎兵。趙國依靠其強大的騎兵戰力，迅速成為強國。此后，各國相繼仿效，才都有了騎兵隊伍。《大秦帝國》中幾次出現騎兵沖殺場面，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商鞅變法時期大概為紀元前356年左右，繼中原第一支騎兵隊伍產生約35年左右時間。
抑之二：商鞅之死為虛構。真實商鞅之死不是像電視劇中那樣美化，與紅顏白雪共赴死難。真實的是孝公死后，公子虔在惠文王面前偽告商鞅謀反，惠文王畏懼商鞅功高蓋主，也有意除之；商鞅之后，有欲逃向魏國而被拒，無奈歸秦，“乃與其徒屬發邑兵攻鄭，兵敗被俘。”商鞅攻打的鄭，即是西安事變豫皖主任劉峙軍攻下的華縣。“惠王車裂商鞅，并滅其族。”
抑之三：主要人物虛構。如商鞅之紅顏白雪，秦孝公之妻玄奇都為作者杜撰人物。而那個白氏商社總管侯嬴則是提前了他的歷史出場時間。他呢是秦趙長平之戰中救趙國之人。他是信陵君的門人，出謀劃策讓如姬盜竊了魏王虎符，這樣十萬大軍才開赴前線救了趙國。
抑之四：提前歷史人物出場時間，如竊符救趙的侯嬴。
還有些許瑕疵，不一一詮釋。

而其之優點除了語言新鮮與場景恢弘外，當有其下幾點：
一。其為秦人創業史。《史記》記載秦繆公以來，秦歷經300年來是徹底輸盡了積累。百姓常年參軍征戰沙場至死也未得軍工，貴族內訌卻是利益繼承，秦人散沙而只是爭斗內斗，國家綱紀紊亂，百姓貧瘠痛苦……傳至秦孝公時候，孝公殫精竭慮，決意富國強兵，開列國求賢風氣，得商鞅而變法兩次，20年來秦國舊貌變新顏，國富民強。
二。其為中國法制史。戰國時候，三教九流當屬墨家與儒家旺盛，尤其是墨家特是震撼。而其他也在變化發展。商鞅是法家學派，從其一生來看，法家在其身上發展到新的高峰，是法家的最大實踐成功案例。法家要求的是依法治國，邢上大夫，故而公子虔在太子犯法時候得到劓刑。
三。其為愛情史。看慣了現在的愛情，銅臭中透射出世俗與無奈。有時候真是覺得現在的愛情在談論的是什么呢？我付出的比你多，我獲得的很少，你對我怎么……原來我們的愛情在溫馨的時刻中原本就被世俗所包圍……看到白雪與商鞅，玄奇與孝公，或許，你對這樣的愛情也會有所期待。
四。其為思想史。春秋戰國，這這塊國土上，有著這樣的畫面：學子們周游列國，求學布道，參與辯論，參與國事，張儀蘇秦之輩，泛游四海……齊國齊桓公建立稷下學宮，作用是提供學術交流的場所，并期待發現治國能人；當時之名氣，吸引無數三教九流之學子，成為學術爭辯的熱鬧場所。這使我想到了現在的臺灣大墩書院不時還有學生在其中上課學習。前些天去了趟梁山伯祝英臺曾經讀書的萬松書院，人煙稀少；真不知道無錫的東林書院現在是什么場景呢？
五。墨家精神史。我曾經無數次感嘆墨家奈何在春秋戰國繁盛于儒家，奈何后來卻不是。只能慨嘆！從《大秦帝國》我們可以看到墨家的牛逼了吧，雖說夸大了點墨家的實力。但是，但是的墨家確實是以天下為己任，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武裝，只要接到矩子令，則是要全力完成任務……后期的墨家有些人去搞自然科學去了，而有些呢堅持理想，成為了曹植筆下的游俠兒形象。以至于，我一直懷疑日本武士精神的淵源。因為，中國專家說是出于儒家；但是，大中至正的儒家確實如歷代的孔子后裔的識時務，——新王朝成立就上書支持中央。而當時的游俠兒精神在武士的身上似乎很有影子。
六。務實改革史。這部片子曾經想上央視但沒有成功，網尚流傳的說法都是法治影射當今，學術影射當今……說法不一，但是大家也沒有說錯，不過，真正的原因還要讓央視后悔去……然而最近，我一直在研讀日本的明治維新史料，不得不嘆服日本改革的成功。可以說，日本的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唯一真正成功引例。孝公時期，孝公可以“動搖根本”，說祖宗的不是，力排老氏族的阻撓，下求賢令，改革秦之弊端，才為秦日后統一中國打好基礎。而現今之中國解除禁海令已經30來年，改革進入關鍵階段；若不前進后徘徊不前，那100年改革也是枉然啊。日本改革不計少數團體之個人利益，以國家計，嘆服！
這是我總結的幾點，優點肯定還有。

這樣的電視劇實在少，當下中國的影視狀況能有這樣的作品確實不錯。若是國家放開審片制度，設立影視級別制，那中國這樣的影視肯定會更多。
當然，也要說編劇與導演的不是了。拍來拍去也就是這《花木蘭》，都炒飯幾次了？要拍女性題材的，那中國值得拍的女性是大有人在啊。正史中唯一進入列傳的秦少保秦良玉不是最值得拍嗎？人家四十多年的征戰，封為侯爵，怎么就沒有人去拍呢？還有這個《潛伏》《風聲》啊這些間諜門事件，又哪里能夠比的甲午間諜值得去拍呢？中國甲午戰為什么會敗？因為他們收錄了多達2483頁的中國“國情”，因為我們的舉動他們都知道，我們當時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7000多噸位，而日本也就是3000多點……1886年漢口的樂善堂，日本在中國的間諜機構……這樣的“潛伏”不值得去挖掘，對于影視工作者。“選擇性遺忘”的中國和日本，日本是欺人，中國是自欺……假如戰事再開，自欺的中國人能不能逃過甲午的陰影？現在的日本已經有“準航母”了，我們的論壇都在吹我們自己的軍隊和人民……
最近公務員考試說有軍事題了，很多人都是猜的，幸運與不幸運都該知道現在各國都在間諜門，各國都在要利益，一定時候開戰在所難免。如果不懂軍事的話，如果對軍事沒有興趣的話，最好像阿甘一樣成為跑步天才，好逃跑。

但愿，中國真正務實，自欺的結局就是中國的近代史。當時戰國時候，孝公敢于務實，秦公強哉！

作家孫皓暉的小說《大秦帝國》第一部，以《黑色裂變》（以下簡稱《裂變》）為題，用了上下兩卷的巨大篇幅，對商鞅和商鞅變法做了盡情的謳歌。很可惜的是，作者對歷史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完全無視歷史的真實性。小說作者無非是要向讀者灌輸這樣一種歷史觀：秦是中華文明的正源；秦的強大是由于商鞅變法；商鞅變法貫徹的是法家的治國理念；所以，法家的治國理念是最優秀的。小說的作者為了宣揚他的這種歷史觀，對有關商鞅和商鞅變法的歷史，做了全面的篡改。
　　
　　一、對商鞅個人經歷的篡改
　　《史記》上說，商鞅由魏入秦，因為景監的推薦，才得以見到秦孝公。景監是什么樣的人呢？是個閹宦。但是，《裂變》的作者，為了使商鞅的偉大形象無可挑剔，不僅要把景監的閹宦身份隱去，還要把他描寫成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裂變》中，景監在秦孝公繼位前，已是打了十幾年仗的“前軍副將”了，而且是他為秦孝公發現了商鞅這樣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為秦國變法的主要支持者。總之，商鞅是一個高大全的人物，推薦商鞅的景監也必須完美無缺。
　　對于商鞅對秦孝公先講“帝道”，“帝道”講不通又講“王道”，“王道”講不通再講“霸道”的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也予以否認。他說商鞅對秦孝公講“帝道”和“王道”（作者統稱為王道），都是為了試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與自己的政見一致；若不一致，他將毅然決然地離開秦國。《史記》上記得很清楚，商鞅在發現秦孝公只對“霸道”感興趣時，對景監說：帝道和王道的實現，需要很長久的時間，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講可以速效的“強國之術”，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國從此不會有殷、周那樣的成就了。對這樣重要的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根本棄之不顧。他無非是要把商鞅塑造為一個信念堅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說的“挾三術以鉆孝公”的投機者。
　　變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內，就在渭水邊處死囚犯七百余人。這些人具體犯什么法，史載闕如。《裂變》的作者卻說，他們都是因為私斗才被處死的。而更為荒唐的是，《裂變》的作者說，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將行刑的時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恥辱！公戰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聲齊吼：‘私斗恥辱，公戰不朽！’”于是，“四野山頭的民眾被這聞所未見的刑場悔悟深深震撼，竟然沖動地跟著喊起來：‘私斗恥辱，公戰不朽！’”鑒于死刑犯們均已認識到自己是罪有應得，商鞅收回不允許家屬“活祭”的成命，下令：“臨行悔悟，許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這樣一來，那些犯案者的家屬，“沖進法場，大哭著向高臺跪倒，三叩謝恩”。
　　制造一個私斗的罪名，來為商鞅的濫殺開脫；還要編一個故事，說那些被處決的人，臨刑前都已認罪服法；連罪犯的家屬們對商鞅允許他們“活祭”臨刑的親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裂變》的作者就此寫到，商鞅對那些死刑犯家屬的“三叩謝恩”很厭惡，說：“人犯臨刑悔悟，教民公戰，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規定，衛鞅有何恩可謝？今后不得將法令之明，歸于個人之功，否則以妄言處罪。”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執法問題上，完全是大公無私的；而另一方面，則是在為商鞅后來懲制不同政見者作辯護。
　　《史記》上說，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對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為由，對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對太子師公孫賈施以黥刑，因為這些人都是反對變法的；這樣一來，“秦人皆趨令”了。錢穆先生認為，這件事發生的時間有問題。因為按年齡推斷，變法實施之初，太子（約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還根本沒有能力犯法。《史記》上還說，公子虔后來又因為“犯約”，而被處以劓刑。錢穆先生推斷，所謂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應該是這一次。但這一推斷仍是有問題的，茲不論。問題在于，《裂變》的作者在采納了錢先生的說法之后，竟編造了一個有關太子在封地濫殺無辜的情節。這樣一來，對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用刑，都是他們罪有應得，而與他們是否反對變法無關，因為“秦法是誅行不誅心”的。不僅如此，《裂變》的作者還將公子虔說成是變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賦予他一個非常尊貴的身份——秦孝公同父異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為一個執法不論親疏的人物。
　　對于商鞅利用自己與魏軍主帥公子卬的舊交，騙公子卬前往秦軍大營議和，將公子卬俘獲，而后對魏軍實施偷襲，將其全殲的毫無信義的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認，并刻意設計了這樣的戰爭情節：魏軍主帥公子卬寫信給商鞅，請他到魏軍大營議和，決計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時，當場將他擒殺，然后一舉擊潰秦軍；而商鞅則將計就計，引公子卬率軍進入伏擊圈，明確告訴他自己從來不齒于跟像他這樣的人為友。有趣的是，當秦國收復河西，把被俘的公子卬釋放回國時，商鞅對公子卬說：“告訴你一個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摯友。衛鞅放你回去，只是因為有你當權，對秦國有好處。記住了？秘密。”篡改歷史，還這樣“幽默”，實在讓人絕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謀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在逃亡途中，商鞅連住宿都找不到地方。因為，按照新法的規定，旅舍如果容留沒有住宿證明的人，是要坐罪的。為此，他不禁感嘆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讓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國（魏此時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但魏國人拒絕接受他，并不許他借道魏國逃往別的國家。走投無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國，回到自己的封邑，發動自己的徒屬和邑兵造反，結果兵敗身死，尸首被車裂，而且滿門抄斬。對這些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認。在他的筆下，商鞅自始至終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陽，自投羅網，決心以自己的死，來平息那些反對變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們；同時，也是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夠樹立起威望，使變法事業得以平穩地繼續下去。作者還說，當商鞅被被客棧拒絕留住時，竟仰天大笑，認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實——法令能超越權力，意味著這種法令有無上的權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廢除新法，便等于要將秦國的民心根基與民生框架徹底粉碎。誰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膽量？”在作者的筆下，商鞅已脫胎換骨，從一個投君王所好的戰國策士，變為“茍利國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二、對商鞅變法的毫無歷史根據的美化
　　我們再來欣賞一下，看看《裂變》的作者究竟是怎樣美化商鞅變法的。
　　對于商鞅變法，《裂變》的作者主要強調的是兩點：一是實行軍功爵制，一是廢除井田制。作者認為，變法的這兩項措施的進步意義，一是使原來的奴隸（或稱隸農）改變了身份，成為自由民，而且可以憑借軍功獲得上升的機會；二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富民強國的作用。而實際的情況是，按照這一軍功爵制度，戰士斬獲首級越多，不僅獲得的爵位越高，還可以按爵位獲賜耕地和力役；爵位達到一定等級之后，還能“賜邑”、“賜稅”，并允許擁有一定數量的仆役；不同級別的軍官，則按所率軍隊斬獲的敵人首級賜爵授官。顯然，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有人會因為戰功而獲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勞動力，必也有人會成為被奴役者。《荀子》上說，在秦國，士兵斬獲“五甲首而隸五家”。可見，這種軍功爵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軍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這種軍功奴役制的絕大受益者。他造反時所用的“徒屬”，其中的絕大部分，一定是來自于他所擁有的隸戶。
　　另一方面，由于軍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戰爭仍在繼續，并不斷取得勝利，耕地和勞動力的封賞就不會停止。在這種情況下，“井田制”固然被廢除了（秦國究竟有沒有井田制，還是個問題），惟軍功奴役制度仍在發展，決不可能出現如《裂變》的作者所說的那種情況。即原先的奴隸（隸農）都從變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從新的土地制度中獲益最多的階層。在小說中，作者甚至借一個名叫黑六的農人之口說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為奴，給人當了三百年牛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畝！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長秦國變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窮人可吃飽穿暖咧。求上天賜福左庶長大人壽比南山、永作農人的守護大神哪！”作者說：“這些昔日的隸農除去了隸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財富，又和宗主戶分開村落居住（指搬進了新村莊），身心在陡然間完全擺脫了束縛，獲得了自由，第一次嘗到了挺直腰桿做人的味道，其興奮激動之情自然要狂放地發泄出來。”
　　實際上，商鞅的變法，無非是步戰國時期各國變法的后塵，把社會生產和組織納入軍事化軌道。在這一過程中，雖然社會生產力是發展了，但人民受剝削和壓迫的程度也極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就實行了履畝而稅的制度（初租禾）。這一制度，就春秋戰國的通例而言，就是國家對所有耕地一概征稅；而稅率的不斷提高，則為其中的應有之義。商鞅所謂的廢井田，無非是重新確定畝積，規定人戶占有土地的數量，從而確定統一的稅率，以強化國家對土地的稅收。但是，“廢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頒布了一個繳納新稅種的命令：“初為賦”。商鞅的“初為賦”，按人頭或戶繳納。秦謠曰：“渭水不洗，口賦起。”意思是說，渭河邊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賦又來奪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賦，再加上各種軍事名目的力役，秦國百姓所受的剝削是非常重的。董仲舒說，秦自商鞅變法后，征發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賦，幾十倍于古。他說的，并不全然是商鞅變法時人民所受剝削已經達到的程度，卻也足見當時百姓受剝削程度的加深。商鞅變法，大的改革先后兩次。第一次變法的主要內容，一是編制戶口，實行鄰里告奸和連坐制度，二是強迫成年的兄弟分戶，實行小家庭制；三是獎勵耕織，打擊“疲民（懶漢）”，重農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實行軍功爵制度，取消貴族的某些特權。這些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會治安，有利于促進農業生產，有利于國家稅收，有利于軍事上的強大，是毫無疑問的。司馬遷說，這次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但是，這樣的變法，問題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軍功爵制度的問題。至于抑商，無非是壓制私商，而由國家來壟斷商業利益。董仲舒說，商鞅變法之后，秦的鹽鐵之利大大高于古代。這無疑是國家向人民高價銷售鐵鹽的結果。而強迫人民分家，一經成為風俗，則“民忘六親，而父子相親，兄弟相愛，患難相保之風亡矣”！更讓人不堪的是，父親用了兒子的農具，兒子竟自以為是施惠，母親用了一下兒子的畚箕和掃帚，兒子甚至出言不遜。還有鄰里之間的告奸和連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長了誣告之風和特務政治。“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茍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這是商鞅變法之后所逐漸養成的秦地風氣。像這樣的變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內受益，卻一定是貽害無窮。
　　商鞅的第二次變法，主要是兩條：一是實行縣制，二是“為田開阡陌封疆”。實行縣制，其實就是在國家控制方面，實行集權和官僚化統治。這個問題，本文不作討論。而“為田開阡陌封疆”，就是《裂變》的作者所強調的“廢井田”，它的實際作用前面已經討論過了。根據上述的討論，可知到了第二次變法時，所謂“秦民大悅”和“家給人足”的情況，都只是曇花一現，已經不復存在了。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在引用太史公的這一記載時，把“秦民大悅”和“家給人足”這幾個字統統刪掉，恐怕也是覺得這種曇花一現的東西，不符合商鞅變法后秦地人民總的生活狀況。
　　《裂變》的作者，還設計了商鞅臨刑時的場景。只見那刑場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著：“商君萬歲！新法萬歲！”讓人覺得，商鞅簡直就是一個人民領袖。就在這樣的群情激蕩的氣氛中，商、於十三個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屬十三個縣的縣令帶領下，抬著祭品，拿著樂器，在行刑臺前跪成一圈，舉行了“活祭”商鞅進行的儀式。他們甚至在祭奠商鞅時，舉起了刻有“萬古法圣”的刻木銅字的匾。刑場上，有萬千人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還有上大夫景監、國尉車英這樣的高官，真是讓人不可思議。“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滅，佑我萬民；商君商君，三生為神；萬古不朽，刻石我心。”這樣的頌歌，傳遍了刑場。
　　讀著這樣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一個為秦朝制定嚴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賦予“萬古法圣”的尊號，還被贊譽為“法圣天神”，而時代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這難道不讓人感到震驚嗎？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輕罪而重刑，以達到“以刑去刑”的效果。所以，連棄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在這樣的“法制”之下，人們只能是動輒得罪。這樣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達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會逼人無所不為。
　　
　　三、過把癮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義時，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話，就是“天下苦秦久矣”。這個“久矣”，當然不僅是指秦統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個統一過程。這樣的指責，當然有它的不公之處。列國爭霸，天下的人民盡受其害，怎么可以都歸罪于秦呢。然而，秦是當時各國中，組織得最好的一部戰爭機器，因此能從戰爭中掠奪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給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也是最為深重的。
　　但是，秦的統一是短命的。大一統對于秦來說，不過是“過把癮就死”。兼并戰爭打到這樣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奪更多的土地和人民來繼續維持。而當統一完成，要想以種種制度上的施為，來維持這樣的統一時，秦朝就感到力不從心了。反秦起義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劉邦、項梁、項羽、張良、張耳、陳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盜賊”。他們或出沒于深山大澤，或藏匿于閭巷民間，秦朝的軍隊卻拿他們毫無辦法，鄰里告奸和連坐制度似乎對他們也無可奈何。有這樣一件事：一次，在秦朝東郡，有人在一塊隕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幾個字，卻因為查不出個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將住在那塊隕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殺了。可見，大一統之下，法家的那一套嚴刑峻法，雖說很強勢，其實也很無能。
　　秦朝的統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統治的文章，耗盡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點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潰。陳勝、吳廣起義的直接起因，不過就是因為戍卒不能按期到達服役地點這樣的小事，卻要被判處死刑而引起的。把國家改造成為一部戰爭機器，對掠奪他國的土地和人民，以及滅人之國雖或許有用，但對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夠用了。那個時候的戰爭，說到底，就是君主與君主之間的戰爭。占據了人家的國土，俘獲了人家的君王，這個國家就算是消滅了。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悅誠服，再強大的戰爭機器都是無用的。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統”，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賞它的“過把癮”，卻無視它的“就死”，覺得“過把癮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種程度上，商鞅的變法，當他把秦國成功地改造為一部戰爭機器時，秦國的擴張性，其實已變成一匹脫韁的野馬。而戰國時期的各大國，在這種擴張性方面，雖不及秦國來得強烈，性質上也是相同的。秦最終滅掉六國而統一天下，無非是它在軍事擴張能力上強于六國。這樣的制度優勢，有利于戰勝敵國，卻并不利于維持統一。研究秦朝的歷史，不能只強調它的“大一統”而“過把癮”，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明朝劉基把自秦以來的國家控制社會的方式，概括為“以力聚之”，說它猶如“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不能因為自秦以來中國有兩千年的“秦政”，就覺得秦朝的統一有多么的了不起。兩千多年來，人們總結“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不總也要大講秦亡的教訓嗎？
　　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就總體而言，統一是中國歷史中的一種趨勢，但采取怎樣的方式更有利于統一，才是具有實際意義的歷史問題。比較而言，后來漢朝的大一統，較之秦朝的，就要鞏固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訓，特別是吸取了秦朝的“網密而刑虐”的教訓。但是，就是這種“過把癮就好”的感覺，竟使《裂變》的作者，對秦的統一推崇備至，把對商鞅其人和商鞅變法都說得無比完美。這樣的謳歌，如果是基于歷史事實，或可以認為是歷史觀的不同，而另當別論。可惜的是，作者完全是用“虛構的事實”，來贊揚商鞅及其變法的；所根據的是沒有商鞅變法，就不會有秦的統一這樣的推論。而更進一步的推論，則是只有秦國才適合于商鞅變法。作者因此認為，在“秦帝國興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華夏文明歷經了千錘百煉而爐火純青，具有無可匹敵的獨立性和穩定性。秦帝國時代創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國人在兩千多年中歷經坎坷曲折而沒有亡國滅種”；“帝國所編織的社會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傳統，今天仍在規范著我們的生活，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們“還得感謝大秦帝國，我們那偉大原生文明的創造者”。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要說明中華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過這種簡單的推論，就可以達到的。文學的表現，若因為有了這么一個“大一統”，就認為商鞅及其變法，一切都是那樣的盡善盡美，而把真的說成是假的，用虛構的故事，來掩蓋真實的歷史，把“過把癮就死”，變成“過把癮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文學的虛構不是虛假，必須符合歷史的實際，才具有真實的意義和感人的力量。否則，這樣的文學創作，不僅是在篡改歷史，也失去了文學的意義。

赳赳老秦 共赴國難”這是電視劇《新大秦帝國》中最常出現的語句。短短兩句，就把秦人的血性充分展現出來，也讓我等觀眾聽來熱血沸騰。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集權制王朝——秦朝，能在七雄并立的戰國時代脫穎而出，繼而吞并其他六國而統一中國，它“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四海之意，并吞八荒”的基礎與實力究竟來自何方？在我們以往的歷史經驗感知中，自然將這一豐功偉績歸算于秦始皇，但事實上秦國的強大卻得益于始皇帝的前輩們，其中秦孝公時代的商鞅變法就是基礎。而《新大秦帝國》第一部《黑色裂變》就是講述這段歷史的。

    看完這部長達51集的電視劇后，有幾點讓我感受很深，并進行了相關思考。

     第一，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
    
     戰國時代的七個國家，基本上在都有很多問題。這個問題的根本就是當時還是半奴隸半封建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要求。而當時的秦國更是窘困，少梁一戰后，秦國河西一帶、函谷關被魏國占領，而整個秦國更有被其他六國瓜分的危險。在秦國國內，也是人口稀少、糧草緊缺。秦孝公贏渠梁正是在這種內憂外患中成為秦國君主的。
   

        為了使自己國家占領更多城池稱霸四方，當時各個國家都在進行改革，如齊國以整頓吏治為主的“新政”、韓國申不害進行的“術治變法”，但這些改革都為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綜合國力，他們改革進行的深度、廣度都不能跟商鞅在秦國的變法相比。秦國當時為什么能進行較為深徹的變法，很大原因是秦國當時隨時都有面臨亡國的危險，如果只是單一政策或條規的改變都仍然無法走出困境，倒不如來次風暴式的“大換血”。通俗點來說就人比如都要死了，還管什么痛不痛阿，先保命再說。

       第二，變法的主導力量和支持力量夠強大。
       
      說到這點，商鞅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更多地人卻忽略了秦孝公在變法中所起到的杠鼎之力。變法之變，到底是階級的重組、利益的重新分配，這自然會受到既得利益階層的強大阻力與各種全新困難問題的出現。秦孝公一如既往地給予了商鞅極大的信任與權力。太子年幼時被壞人利用犯了法，商鞅依照律法將太子首傅、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處以劓刑（割掉了鼻子）。試想如果沒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商鞅也不能把如此這位王親國戚怎么樣。再看看一百多年前的維新變法，其失敗的很大原因就在于支持變法的力量不夠強大。維新派所依靠的光緒帝沒有實權，所以變法還未怎么開始就胎死腹中了。



      第三，百家爭鳴和儒家缺陷的反思

      雖然之前知道“百家爭鳴”一詞最先來自戰國時期不同的學派觀念。但是始終對這一方面停留在淺層次的認識上，不過看完此劇后就有了深刻的看法。在劇中，法家、儒家、墨家等學派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學術觀念，每一派都能在學殿上自由表達己方的觀點。這里不得不說下在某次學宮辯論中張儀辯駁孟子儒家學說的一番言語：“儒家大偽，天下可證：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術皆卑賤，唯我獨尊；學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愛，你孟軻罵做無父絕后。揚朱言利，你孟軻罵成禽獸之學。法家強國富民，你孟軻罵成虎狼苛政。老莊超脫，你孟軻罵成逃遁之說。兵農醫工，你孟軻罵為未技細學。縱橫策士，你孟軻罵作妾婦之道。你張揚刻薄，出言不遜，損遍天下諸子百家！卻大言不慚，公然以王道正統自居。憑心而論，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軻究有何物?!”

       幾千年來，儒家學說都是以主流占據支配著中國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即使是現在，孔孟之言都還是大行其道。儒家學說，固然有可取的地方，但是其局限性和缺點卻也越來越受到質疑和批駁，張儀當下的這番言語跟眾人如今對儒學的思考就有相似之處。

       儒家學說，提倡的重要的一點就是“王道”、“教化”，強調要用道德來施政或者約束百姓。這種愿望可能是好的，但是實際上操作的可能性很差。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雖然禮遇孔孟，但終究沒用他們的政治主張去治國，因為根本行不通。就如當下的中國，“三個代表”、“先進性教育”等理論不知給干部說了多少次了，但是有多大作用？貪污腐敗包養情婦猥褻女童的干部照樣一大把。

     第四，法制、法治、人治

         作為變法的主導者，商鞅的“法”的精神的遵守與執行讓人敬佩不已。劇中，為了懲治民眾私斗，商鞅下令抓捕七百余人重犯正法，這其中有老秦人貴族，最普通的百姓，還有刻國恥石之功的白駝老人，秦孝公嬴渠梁不忍一下子殺那么多人，于是跟商鞅有了一番對話：
   
        “不能變了？”“法令如山”
　　“不能緩？”“法貴時效”
　　“不能減？”“減刑潰法”
　　“不能特赦？”“法外無恩”
　
      渠梁四問，商鞅四答，把法的本質和內涵表現出來。又如孝公臨終前留下數道密詔，拳拳之心盡在指望自己身后能保衛鞅周全，類似這種先君密詔情節在各種歷史劇古裝劇中可謂比比皆是，往往是為了表現這些君王的未雨綢繆之英明，然而在這里，這些布置密詔卻被衛鞅一一收回銷毀，其理由是，“你有密詔，他有密詔，誰想抗命就抗命，國法何在，安定何在？”

     總之，劇中所展現的這種以法至高的精神，對人治的批判，是以往的歷史古裝劇都達不到甚至完全不能相比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