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

最近，一部由臺灣公視與HBO Asia合作推出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The World Between Us，以下簡稱《與惡》）令不少觀眾大呼驚艷。“金鐘獎預定”、“年度最佳華語劇”等贊譽聲不絕于耳。

《與惡》講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隨機殺人事件之后，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辯護律師及其家屬、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公共媒體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對傷痕、重建生活的故事。整部劇淚點密集，高潮迭起，刺激觀眾以社會為維度，重審舊有的善惡觀。

《我們與惡的距離》在評分網站豆瓣上獲得了5萬多觀眾高達9.5分的高評價。

目前的劇評大都肯定了《與惡》的觀點立場，譬如將善惡去標簽化、為精神病患去污名化、反思媒體作用等等，當然也出現了少量尖銳的批評。考察劇集的內容固然重要，不過也可能落入窠臼，或是一味肯定其觀點如何正確，或是表明與其不同的立場觀點。也許可以更進一步，借助人們對《與惡》的不同意見，更深地理解彼此期待何種正義，追求怎樣的共同生活。那些讓我們纏斗不休的劇情議題，或許埋藏著解讀時代精神狀況的鑰匙。

撰文 | 李靜

《與惡》熱播：思考時代精神狀況的契機

時代的精神狀況，如水似風，每個人都浸潤其中卻又難以清晰表述。這不禁令人回想起在時代轉軌的1993至1996年間，大陸的人文學界曾經發起過一場“人文精神討論”。當時，面對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與大眾文化，知識分子對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倍感焦慮。但由于未能找到有效的談論方式，這場討論最終流于空泛，影響有限。此后，在市場化與個體化的雙重夾擊下，發生著種種形變。知識界內外其實也從未放棄對之加以捕捉與把握的努力。而《與惡》的熱播，無疑又為我們審視這一問題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契機。

在當下公共領域的情感表達以及對于精神狀況的描述中，起碼存在四條主要脈絡。其一，情感市場的形成。他們或以心理“科學”之名，將“人”物化為若干指標，從而教人精確計算如何在人際交往中獲利；或善于攪動時代的焦慮情緒，精準收割流量，然后再給出相應的撫慰商品。滾滾情緒流，在情感市場中儼然成了滔滔資本流。其二，情感的私人化或是圈層化。他們或將情感完全回收到個人層面，似乎只要用心理學“知識”解剖和認識自己，一切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或是尋求小圈子的支撐，孕育自己的“同溫層”，以此抱團取暖，互相點亮。而對于公共事件，往往只能依靠媒體的轉述，在“吃瓜”和“反轉”間張揚自己的“正義感”。其三，低期待值的情緒氛圍的形成。當下流行的“佛系”文化、“喪文化”以及“人間不值得”等種種觀念，傳遞出了許多人在現實面前的無力感與虛無感。不少年輕人循此過早進入“中年心態”，主張與其失望，不如提前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平衡情緒落差。其四，情感與精神狀況成為學術研究的新的關注點。一些學者突破學院壁壘，開始嘗試直面時代的精神狀況，不再居高臨下地批判，而是做出學理性的分析，將個體精神狀況與歷史、社會、政治等層面的因素相勾連，從中汲取思想資源（學者賀照田對于“潘曉討論”和雷鋒精神的分析便是示范）。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在我看來，對《與惡》的解讀，不妨置于這四條脈絡交織形成的對于時代精神狀態的認知結構之中。《與惡》將個人痛苦與社會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關聯起來，由此觀測了“惡”的形成機制及其復雜性。所有人都是局內人的故事設定，也就使得在公共視域內直面時代眾人的苦痛掙扎成為了可能。由此看來，《與惡》更接近于前述當下認知時代精神狀況的第四條脈絡。而難能可貴的是，與可接受度不太高的學術語言不同，《與惡》貢獻了一個十分可感的故事，把觀眾引向一道又一道錯綜復雜的道德選擇題，讓不同的“善惡觀”在此碰撞。正是在爭論的膠著點上，時代精神狀況中的難題被凸顯出來，而一種關注時代精神狀態的建設性方式也由此展開。這大概是我們在《與惡》播完之后仍有必要重提此劇的最主要的理由所在。以下我將從三個爭議點，逼近《與惡》里那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真問題。

議題一 理解加害者

偽善or止惡？

《與惡》最為人稱道的，是它呈現了一個近乎來自上帝視角的“事件全景”，展現了隨機殺人事件發生以后各方的真實處境，尤其深度聚焦于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屬的痛苦。不少觀眾認為，正是此劇引導他們去關注這一群體，促發他們重新思考法律與道德、人權的關系問題，以及善和惡的邊界何在。但批評意見也由此而生。在批評者看來，所謂“全景呈現”，并不意味著去“平均”地展現事件各方。《與惡》花了很大的篇幅塑造殺人犯李曉明的母親和妹妹李大芝的人物形象。當掩面偷生的李母掏出內心的困惑——“天下沒有哪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二十年的時間去養一個殺人犯”，當李大芝面對受害人家屬宋喬安大聲喊出——“難道我和我家人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嗎”，無數觀眾淚花奔涌，劇情達到高潮。這的確是以往的同類影視劇中著墨不多的面向。而相比之下，受害者一方的展現在劇中卻沒有那么“慘”。比如受害者宋喬安、劉昭國一家雖痛失一子，但他們仍育有一女，而且夫妻二人皆為新聞行業的精英高管，宋喬安的妹妹和妹夫還是專業的社會工作者與心理醫師。

在這些種種設定之下，直接的感官便是加害人來自底層，而受害人則為精英，觀眾自然會給予加害者及其家屬更多的同情。此外，其他的受害者家庭在劇中扮演的大都只是一些功能性的角色，顯得“毫無靈魂”。因此，有批評者認為《與惡》矯枉過正，以呈現全貌為名，卻以加害者家屬作為實際主角，具有明顯的道德與價值傾向性。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在此基礎之上，更嚴厲的對于《與惡》的質疑是“偽善”。在批評者看來，善惡可以去標簽化，但不能模糊起碼的道德底線。加害者及其家屬可以被理解，但所謂的“理解”如何與“脫罪”、“免死”、“圣母心”劃清界限？更何況，這樣的“理解”對受害者公平嗎，誰又能跟受害者家屬感同身受？難道只能被教導成為飽含慈悲之心的“完美受害者”嗎？更有批評者尖銳地指出，如果事情發生到你的頭上，你還會如此理性客觀嗎？

對于此類意見，劇中的辯護律師王赦的原型——臺灣人權律師黃致豪反問道：“為了對抗怪物，我們必須變成怪物嗎？”嘗試去了解加害者，是為了從中尋找“惡”的形成機制與發展脈絡，從而最大程度地預防“惡”的發生，教化潛在的“危險之人”，從而在根本上保護我們的共同生活。在黃致豪看來，沒有人是天生的殺人犯，如果我們只是在每一次無法預料的惡性事件之后，最為迅速和本能地將殺人犯除之后快，我們將永遠無法運用自己的能力，減少“惡”的發生。

這大概是兩種對于“惡”的不同態度的沖突，即樸素正義觀與現代犯罪學的對撞。在中國文化中，“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因果報應”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條，體現了民眾最樸素的正義感與安全感。而現代國家最重要的治理目標之一，便是保障社會治安與個人安全。個人出于恐懼與安全的需要，也必須要以“重罪用重典”作為制度保障。因此，所謂的“理解加害者”，也就非常容易被看作是挑戰常識和道德底線。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可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在另一方面，犯罪學家加羅法洛曾經總結道：“刑法只知道兩個要素，即違法行為和刑法。而新犯罪學卻認識到存在三個要素，即犯罪、罪犯以及制止的手段。”福柯在《法律精神病學中“危險個人”概念的演變》中指出，19世紀初精神病學開始涉足司法領域。這使得犯罪“病理學化”，犯罪開始被視作一種病癥。法律精神病學認為，通過對罪犯的心理鑒定，可以剖析出“危險因素”及其形成原因。

在王赦和黃致豪看來，他們了解過的精神病患殺人犯，大多是因為長久的“疏離感”和“不安感”導致了極端行為的產生。如果在必要的時候拉他們一把，情況也許就不會這么糟糕。尤其在現代社會里，“不安感”和“疏離感”愈發普遍，如果依然對此處于無意識狀態或堅持拒絕了解，那么“惡”就將變得愈發不可理喻，我們也將完全被動地面對“惡”的隨機發生。有鑒于此，黃致豪持有司法教化與修復式司法的理念，這也延續了中國傳統法律中“以禮入法”的經驗（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對此有著精彩論述）。我們當然可以有無窮盡的關于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法律職能是否兼容的辯論，不過最關鍵的問題或許還是到底怎樣才能讓“我們”以及身處的社會少受傷害？

議題二關注精神病患

免死“精”牌or重建人道？

在這部僅有十集的精悍之作中，幾乎每集的開頭都會播報一則社會熱點新聞，并附上網友們的犀利留言，輿論場上一片腥風血雨。第四集《病識感》片頭，虐殺兒童的犯人陳昌因為被鑒定患有思覺失調癥（舊名“精神分裂癥”）而免得一死，被判處無期徒刑。人氣最高的留言道：“免死‘精’牌，我也要來一張”，“禽獸和律師一起裝瘋賣傻，律師自己帶回家教化好了”。留言的對錯不是關鍵，關鍵在于這些留言呈現了民眾普遍的觀念狀態與內心的道德感。劇集內容的展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與大多數人面對重大事件時的直觀反應進行對話，試圖引導觀眾形成更為全面、理性、辯證的看法。傾聽、關愛、理解和包容被擰成了“黑暗里抓得到的線”（見主題曲《別讓我走遠》）。而精神病患這個社會邊緣群體，也成為了本劇的重點理解對象。

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憐之人，還是危險之人？從不同的立場看過去，會有截然不同的結論。司法審判中的精神鑒定，到底是維護了法律面前人權平等和司法正義，還是淪為了對罪犯的包庇，著實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于非專業人士來說，即使再關注司法精神鑒定的結果，都無法準確知曉其成果的科學性到底有多少。因為精神鑒定的專業性非常強，需要通過專業會談、測驗、檢查以及訪談相關人士等多種手段，憑借有限素材回溯犯罪過程的“精神狀態斷面”，推定犯罪時刻的意識狀態與責任能力。而且，不像生理性疾病有明確的指標數值作為判斷標準，不同的精神鑒定方法可能會導致鑒定結果并不完全不同，因而難以避免主觀色彩。在法庭上，精神鑒定還需要用通俗的語言向非醫學專業背景者論證自己的推論。楊天圍的《以瘋狂之名：英美精神異常抗辯史》一書就結合具體案例對司法精神鑒定工作有過詳細梳理。總之，非專業人士對這一過程的準確性難以判斷，對其結果又高度關注，在兩者的張力之間產生種種擔憂也是無可非議。可見，消除“偽善”，恰切地懲惡揚善，絕不只是一種態度，而要求必須同時兼顧司法、科學與人性。

《以瘋狂之名：英美精神異常抗辯史》作者: 楊添圍 版本: 群言出版社 2017年2月

專業手段尚且面臨諸種拷問，普通人理解精神病患更是十分困難。《與惡》嘗試表現思覺失調患者應思聰的身體感受，多次呈現幻聽、幻視的場景，讓觀眾對這一病癥有了直觀的體驗。《與惡》的正面效果之一，便是刺激某些觀眾開始認真思考，如果身邊出現類似應思聰這樣的精神病患，我們該如何面對？臺灣學者林淑蓉曾在1999至2005年間在某精神病醫療機構進行長期田野調查，努力透過思覺失調癥患者的幻覺經驗去理解他們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對情緒和行動的影響（具體可參看，收入蔡友月、陳嘉新編《不正常的人：臺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一書中的林淑蓉《身體、意象與變異的自我感——精神分裂患者的主體經驗》一文）。不過專業研究一時間還無法改變人們對精神病患的慣常印象，基本的知識普及依然非常滯后。此外，精神病患就醫條例雖經修訂，既努力防止“被精神病”的亂象，又要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時就醫。但在落實過程中，依舊困難重重，精神病患面對著就醫難、出院難、回歸社會更難的現實狀況。在此前提下，精神病患的去污名化與普通民眾的生活訴求如何兼得，還有著相當漫長的過程。《與惡》在觀眾群中引起的兩歧反應便是這一狀況的真實投射。

議題三光明的尾巴

用愛發電or人間必備？

對犯罪原因的追索，經常會落到個性特點、家庭教養、學校教育、社會暴力與不平等機制上。劇中的精神病患應思聰最終沒有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情，與姐姐和家人的關愛、同學的幫助以及心理醫師的疏導是分不開的。《與惡》的導向，主要還是靠愛與理解去“翻新”、“凈化”我們的“社會土壤”。在家庭和社會各方力量（政府部門的作用在劇中是缺失的）的共同努力下，去找尋“躲在云后的希望”。對此，有批評者認為這不過是“用愛發電”，是太過一廂情愿的理想主義和頭腦懶惰的產物。在他們看來，只有社會制度、現實規則與司法實踐，才是有力而可靠的，因為“愛”實在是太虛無縹緲了。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面對現實中的諸多難題，《與惡》無力確定地給出一條根本的改善之道，我們也不必對一部電視劇求全責備。它留給我們一個光明的尾巴。我在《<都挺好>：如何對大團圓結局說不？》一文中曾對該劇的大團圓結局進行批判性分析，《與惡》同樣也是大團圓結局，但其溫情默默不像《都挺好》那樣令人尷尬。雖然劇情節奏略顯倉促，《與惡》卻給出了面對苦難時的希望。正如插曲《路過人間》里唱道：“人對愛和永遠，應該有幻覺。”正是在困難面前的那一股真氣，“笑開來好運才會來”式的迷信，讓心碎者重建了對生活的信仰。批評者認為，盡管《與惡》可以自圓其說，但在現實面前莫不是太過“理想”了嗎？

或許可以追問的是，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愛”了？在我們的時代意識中，與政經結構、國際格局、經濟基礎、制度契約和叢林法則比起來，“愛”顯得太過抽象、幼稚、迷狂，無法解釋這個世界的機構和運轉邏輯，反而容易使人迷失于幻象中。羅曼司就這樣終結了嗎？這或許源于一種悖論的境地：一方面，我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去改變現實，使之成為善的、美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渺小，無時無刻不在承受著外部力量的規約。我們渴望愛，卻又如此不滿足，希望將生活的理想能夠牢牢地站在更為確定的根基之上。然而，誰又能保證，當我們讓渡出自己的真情、心跳與幻想，就一定能收獲確定的幸福呢？這也是一個長久的難題，如何看待人的意志和能動性？或者說在一個越來越被技術、政治、資本規定好的生活秩序中，人還如何散發自己的光與熱？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與惡》拋出的問題，遠比它能夠提供的解決方案多得多。但它拋出的問題及其拋出問題的方式其實便是它的意義。它提供了一種討論時代精神狀況的可能途徑。它讓我們作為局內人去思考問題出在哪里。與“吃瓜”式的消遣不同，它讓善與惡的思考變得與“我們”息息有關。因為在全景式的圖景中，我們總是某一位置上的一員，總會與突發事件發生必然關聯。《與惡》將彼此交織的社會之網融入多線敘事中，把我們結結實實地綁到一起，賦予精神狀況以真正的公共性，而這在當前無疑正是極為稀缺的。它沒有回避，而是直面我們內心共同的恐懼，在此基礎上啟發大家尋求繼續生活的可能性。它既擁有努力把握“事件全貌”的野心，又沉入到了情、理、法糾葛的那些幽暗地帶，執著于那些無法以孰對孰錯輕易判定的“難念的經”。

這意味著，對精神狀況的討論不再是脫離實際的概念游戲，而是要在一次次具體的道德選擇甚至歷險中展開。如同法律教育中的“案例教學法”，觀眾在觀看《與惡》時被代入到具體情境中，思索應當如何應對突如而至的“惡”。

《與惡》脫胎于大量采寫調查，以臺灣真實案件為原型（包括2012年臺南湯姆熊隨機殺人案，2014年臺北鄭捷隨機殺人事件等），在此基礎上加以綜合和典型化，提煉出實踐中最難以處理的部分（本文扼要分析了其中三個主要的方面），從而為辯證地、及物地、可感地展開討論提供了中介平臺，提升了思考的有效性。

阿倫特曾經提醒我們，喪失思維能力之時，惡便會真的降臨。而當我們的思維能力延展一分，惡便會被逼退一寸。在人間行走，必要懷有這份英勇。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李靜；編輯：走走。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在中國，“殺人償命”是個被公眾默認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簡單邏輯，這邏輯既說明生命被賦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也體現國人感性至上的善惡道德觀。

但在現代法制社會的語境當中，“殺人償命”是有待于商榷的說法。對于殺人犯罪行的判定需要經過一系列復雜的法律程序，“死刑”作為最高的刑法，作為對生而為人的權利的最終剝奪，并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夠實現的。

中國的社會輿論往往對殺人犯最不寬容，民眾們不會去在乎殺人犯犯下罪行的基本動機，甚至不會關心殺人犯在犯罪前后所處的精神狀態。在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也許同樣會有不在少數的讀者發出這樣的疑問：我們為什么要去關心一個殺人犯的真實想法呢？

與此同時，不管主要輿論是站在支持直接判處殺人犯死刑的立場，還是站在對殺人犯進行精神鑒定與人道主義關懷的立場，對于當事人家屬而言，往往都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局外人意見。

現代刑事法律面對的倫理問題不僅是要準確地對犯罪人量刑，還要兼顧對受害者家屬、對犯罪人家屬，乃至于對整個社會輿論導向的關懷。

由臺灣公共電視（簡稱公視）、HBO亞洲頻道和CATCHPLAY聯名制作并同步播出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便聚焦于無差別殺人案背后的法律制度與社會輿論之間存在的矛盾。這部劇播出僅兩周的時間，在豆瓣已經收獲國產劇里實屬罕見的9.3的高分。

臺灣公共電視是一家不受任何政府和政黨管制的，以服務民眾為要任的公共性質的無線電視臺，公視的電視制作主要關注嚴肅的社會寫實題材。在臺灣本土轟動一時，改編自白先勇原作的《孽子》便是公視突出的成績之一，去年在內地頗受關注和好評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同樣出自于公視之手。

《孽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公視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由賈靜雯、吳慷仁等人主演。在經歷轟動一時的婚姻風波之后，賈靜雯近幾年的復出之路走得尤為曲折艱辛。但也正是因為經歷過上一段慘痛的婚姻教訓，賈靜雯對本劇中的已婚已育的獨立女性角色的把控尺度更為準確投入，貢獻了質感突出的表演。

吳慷仁是近些年臺灣風生水起的男演員，本人近年來與公視始終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系，《一把青》《滾石愛情故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有口皆碑的作品，均是其與公視合作的重要成果。

臺灣著名電視編劇呂蒔媛參與了《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劇本創作，可能“呂蒔媛”這個名字對于內地觀眾并不十分熟悉，但由她執筆的去年大熱的臺灣LGBT電影《誰先愛上他的》相信大部分觀眾都看過，亦或有所聽聞。

《誰先愛上他的》

本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虛構的故事背景，是一起曾震驚整個臺灣的電影院持槍殺人案，這起無差別殺人案件共造成9人死亡、21人受傷的人間慘劇，法院最終給與殺人者李曉明死刑的判決。

對于這樣一起看似早已有所定論的無差別殺人案，李曉明方的辯護律師王赦卻認為必須要對李曉明進行心理疏導和精神鑒定，法律上才能夠給出最為公正的判決。但李曉明本人始終拒絕這些原本可能會對自己的刑罰有所減輕的幫助，似乎早已做好了赴死的準備。

王赦是一名專門為死刑犯辯護的公共人權律師，由于職業上的特殊性，即便身處人權律師的公益性職業位置，王赦也無法避免地被公眾所敵視。但在他看來，刑事犯人最基本的身份是“人”，所有的罪案都應該有相對應的起因和動機，只有追根究底地挖掘潛藏背后的成因，才可能讓刑事犯人得到最公正的審判。

為李曉明辯護的王赦不僅遭到網絡上持續的討伐謾罵，還在公眾媒體面前被受害者家屬以潑糞的方式羞辱，甚至連過去一直支持他的妻子，也逐漸地對其職業產生誤解和失望，家庭關系因為職業而出現了裂縫。

宋喬安是這起電影院槍擊案的當事人兼受害者家屬，兩年前，她陪同年幼的兒子去電影院看電影，途中因接聽電話離開影廳，等到自己趕回影廳時，兒子被彈藥擊斃的慘劇已經發生。對于兒子死亡一事，宋喬安一直感到深深的自責，也因此變得封閉而偏執，與過去關系親密的丈夫和小女兒逐漸疏遠。

與此同時，宋喬安還有另一個身份，她是社會新聞SBCNews（品味新聞臺）的負責人，因父母雙親車禍過世的原因，她在工作上嚴厲到接近苛刻的程度，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但也因為行事作風上的一絲不茍，宋喬安主導的新聞節目在業界獲得了頗高的地位。

李大芝是在SBC News工作的新人，平時沉默寡言行事低調，是職場上不引人注目的那類人。原本的新聞編輯因臨產而無法主導正在播出的新聞節目，所幸李大芝在關鍵時刻解決了事故，因隨機應變的處理方式而被宋喬安晉升為現任的臨時編輯。

但李大芝也有不為人知的一面：她的原名叫做李曉文，是無差別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在事發之后，父母試圖將變賣的房產補償給受害者家屬，但仍無法彌補李曉明所造成的傷害。在社會輿論的指責壓力下，父母便躲到偏僻的鄉下，為了女兒的前途著想，母親讓李曉文更改姓名和家庭背景，聲稱自己的父母在車禍中身亡。

應思悅是李大芝的房東，一個即將新婚的，自己經營店鋪的年輕女性。她知情達理，對李大芝關懷有加。原本未來會一帆風順的她，卻被告知弟弟患有思覺失調癥，也即是精神分裂癥。在寬容度極低的社會環境下，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對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是蒙羞的存在，這樣的家庭毫無疑問會受到旁人的閑話乃至責備。

劉昭國是宋喬安的丈夫，是一個社會正義感和是非觀分明的媒體人。盡管同樣從事媒體行業，二人在工作理念上卻存在著極大的懸殊差距，兒子的死亡使得他們的婚姻即將走向盡頭。

這些各式各樣的人物存在著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得以展開的關鍵。角色之間的連接顯然是李曉明無差別殺人案一事，但同時他們也都面臨其相對應的私生活的困境。

可以說，《我們與惡的距離》是一部拓展話題極廣的作品，它同時還關于兩性婚姻（宋喬安的婚姻、王赦的婚姻）、親子互動（宋喬安與女兒愈發疏遠的關系）、職業道德（新聞報道應該持有什么樣的立場）、對待社會邊緣群體的態度的探討（精神疾病患者與普通人的相處）、網絡輿論對個體的傷害。

縱觀《我們與惡的距離》，有這樣一些在當下網絡環境中極具反思性的細節：

李大芝編輯的新聞稿件被宋喬安斃掉，只是因為她將嚴肅的社會新聞放到頭條，而SBC News上一天的頭條新聞則是“店員被客人潑奶茶砸頭”；

為了爭取更高收視率，SBC News在未經證實的情況下播出了一條“普吉島爆炸事件”的新聞，事后該消息被證實是虛假消息；

將“女大學生被撞死”的新聞中的“女大學生”字眼改為“高材生”，以此博取更高的關注度。

標題黨、虛報假報、惡意報道……SBC News這些行為完全就是當下大多數公共媒體的所作所為。在微信逐漸地占據大多數人日常社交生活的當下，越來越多毫無職業道德感可言的自媒體也成為了社會新聞的傳播者，和社會輿論可能的主導者。不負責任的媒體對整個社會的破壞力無疑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電視劇本身，它所探討的核心話題是貼合當下現實的：幾乎每年都會發生不少的殺人事件，而每當有殺人案或是情節嚴重的人身傷害案件出現時，網絡上總會冒出諸如“殺死作案者”、“處以死刑”、“判刑過輕”等義憤填膺的情緒化論調。當然，這些聲音的存在一方面的確也說明民眾的社會正義感和道德感達成了共識，他們的出發點畢竟都是善意的。

但作為旁觀者，我們呼吁讓作案者“殺人償命”的聲音真的是公平的嗎？倘若作案者在殺人傷人時處于精神崩潰的狀態，甚至患有各種精神疾病，倘若他們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去傷害他人，但精神問題導致他們無法自控地做出這些行為，那么網友們正義凜然的“殺人償命”難道不也是缺乏同情心的、不需要付出絲毫代價的傷害嗎？

在這樣一種案件尚且不夠清晰的前提下，對作案個體的定罪無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基本人權問題和刑法層面的倫理問題。即便是針對惡意殺人的反社會者，我們是不是也應當在其作案過程清晰之后，法庭再根據相關的法律規定予以刑責呢？

而《我們與惡的距離》向觀眾提出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殺人犯該如何處置”的問題，這樣棘手的問題或許更該交由法律公正來定奪。真正應當引起觀眾注意的，是“精神疾病”與社會的關系。作為一類帶有隨機性的病癥，“精神疾病”既可能是基因遺傳或基因變異的先天性并發癥，也可能是社會壓力一手促成的悲劇。

就如片中自小失去家長關愛的李曉明；遭受工作被辭、女友自殺等打擊的應思聰……他們的精神疾病都不可不認為與其所處的社會有關。

孩子從小被家長強迫去上各類興趣班，大大小小的考試被家長監督，學校每天布置做不完的作業；初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面對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對前途迷惘而失落；中年人面臨著賺錢養家還房貸的經濟壓力，工作競爭絲毫不允許他們怠慢。人們似乎從有了自我意識開始，便要履行相應職務，像機器人一樣地生活。

生活在時時刻刻處于高壓的現代社會當中，越來越多復雜的精神疾病隨之涌現。人們對待周遭陌生人尚且冷漠，對待精神病患者可想而知更是避之不及。這種惡性循環的冷暴力只會促成更多人出現精神上的疾病創傷，導致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走向傷人殺人的極端。

在觀看《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同時，我聯想到的是這些天“1818黃金眼”微博報道的一條引發熱議的新聞，標題是“小伙騎車逆行被攔后爆發，稱壓力好大”，

新聞里，年輕小伙在路邊大哭，向交警傾述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交警們悉心開導并鼓勵小伙。倘若這個時候交警們對小伙不予理睬，或是加倍地指責，誰又能保證瀕臨崩潰的他會不會做出極端的行為。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間隔著的是一堵叫做“理解”的墻。

作者| 卡洛斯的三棵樹；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編輯| 騎屋頂少年；轉載請注明出處

看完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我的第一感覺是：臺灣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個律師，一家醫院，一個幼兒園，一家奶茶店。

當然這是笑談。

只有世界夠小，人與人才總有機會遇見，復雜的戲劇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編劇的野心就越大。

《我們與惡的距離》講述的，是圍繞一樁無差別殺人案展開的社會眾生相。

劇中的殺人者名叫李曉明，一個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個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他走進一家影院，持槍掃射，釀成了9死21傷的慘劇。

沒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兇。

這也是這部劇留給我們的最大懸念：一個人怎么會如此淡定地拿起槍殺死一群人？

本以為這部劇會告訴我們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結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李曉明被執行了槍決。他的殺人動機成了永遠的謎。

這太讓人遺憾了。

盡管李曉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們卻很難從他的只言片語里，了解他更隱秘的心理。

為什么說了解兇手的殺人動機如此重要呢？

因為真正的殺人者是“動機”，而兇手的肉身不過是執行者而已。

在動機不明的情況下，倉促地殺死兇手，實際等于讓“真兇”永遠逃脫了。

不管怎樣，李曉明死了，受害者家屬乃至整個社會都如愿了。

可事情就此結束了嗎？

并沒有。

兇手留下的傷痕才剛剛開始蔓延。

這個傷痕最先屬于受害者的家人，他們失去了至親，悲痛欲絕，要花上幾年甚至一生去平復。

這個傷痕后來又在媒體的追蹤和放大下，成了橫在每個人眼前的一道疤。

這道疤的下面，藏著一條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于是總要找到某種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殺死兇手收效甚微，于是潮水般的憤怒開始轉移，朝著兇手的家人洶涌而去。

誰讓他們和兇手流著相似的血液呢？

血脈相連，自然難辭其咎。

于是我們看到，李曉明的父母要終日忍受媒體的騷擾、網民的咒罵和路人的冷眼，最終，不堪其擾的他們躲去了鄉下，過上了深居簡出的日子。

妹妹李曉文化名為“李大芝”，外出謀生，想給自己換來一個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嶄新的人生。

可是，無論是躲還是藏，都逃不過命運的追殺。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聞臺主管宋喬安正是受害者家屬之一。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后，她派記者秘密跟蹤，最終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家人的藏身之所，使得這一家人好不容易剛剛爬出深淵，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劇除了兇手殺人以外，最讓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橋段。

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人與惡的距離，竟然是如此之近。

盡管我們都能理解，宋喬安因為痛失愛子而滿腹憤怒，她無法接受兇手一家過上表面安穩的日子，她要親手毀掉這一切。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從“受害者”的位置移開，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這是讓她無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觀者們、網民們，他們打著正義的旗號對兇手的家人惡語相向，放肆辱罵。

我也能理解這背后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風的心理變態者，我相信絕大多數人的出發點還是好的，他們基于一種樸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劇聯想到自己和家人可能存在的風險，于是感同身受地將憤怒發泄到兇手及其家人的身上。這一潛在的心理軌跡，是無可厚非的。

可是，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行為就是對的呢？

顯然不是。

這部劇要講的其實是個特別簡單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關于常識的劇集。

對于這部劇，我原本是無話可說的，因為它講的太正確了，正確到早該成為某種共識。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紅又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這些常識在當今社會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于我們每個人都愿意用“高分”來認可這份常識。

這個常識是什么呢？

用四個字就可概括：把人當人。

這是一切的基礎。

只有把人當人看了，才有所謂“人權”的存在。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并不把人當人看。我們會把殺人者看作惡魔，把兇手的家人看作惡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

當這些人被貼上了“非人”的標簽后，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對他們采取“非人”的對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義”的獎狀貼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這是什么嗎？

這恰恰是殺人者在行兇時的心理過程。

在兇手的眼中，被害者并不是人，而是某種欲望的工具。

兇手通過殺死他們，來達成內心隱秘的欲望。無論那欲望是復仇，占有，發泄怒火，還是滿足變態的快感。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我們把兇手或其家人，由具象的人抽象為一種欲望的代號時，盡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當——比如我們想要消滅危險，獲得安全——但其實我們在底層心理上與殺人者并沒有什么兩樣。

我們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礎上，企圖消滅對方。

只不過殺人者用的是刀槍，而我們用的是語言；殺人者是讓一個人死，而我們是讓一個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這才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表面上相去甚遠，實際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無察覺，就已經站在了惡的一邊。

最后我還想就劇中的一個角色，再說幾句。

這個人物是律師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個幫兇手辯護的家伙。

說實話，這個人物并不討喜，因為他太正確了，也太正氣了，儼然一個新時代的“偉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條筆直的高光。這也使得這個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這么說吧，他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秉持著對于人權、正義、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這個扭曲的社會死磕。為了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處境比李曉明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人也一再受到威脅。

這樣一個人，在當今的社會里自然是不討喜的。

人們會罵他傻、軸，不會變通，不懂得審時度勢。

但我想說的是，我喜歡這個角色。因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覺得一個正常的社會，就是我們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犧牲，但當一個人自愿做出了犧牲時，我們至少應該鼓掌，而不是說風涼話。

這是底線，不是什么高要求。

也只有這樣，每個人都把人當人，并對那些為了早日實現一個“把人當人”的社會而付出努力的人報以十足的尊重，我們才能真正拉開自己與惡之間的距離。

如果你有看過一部日劇《盡管如此，也要活下去》，在看《與惡》的時候，你一定會覺得兩部劇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講述著一個殺人案件是如何像輕易打翻一個水杯一樣，突然打翻所有人的生活。兩個家庭雖然立場不同，卻都難以擺脫罪與罰的糾葛，抵擋如暴風席卷而來的痛苦。

盡管如此 也要活下去 (2011)

8.7

2011 / 日本 / 劇情 愛情 / 永山耕三 宮本理江子 并木道子 / 永山瑛太 滿島光

在《盡管如此》中，兩方的家庭人物設置都比較簡單，坂元裕二沒有執念于反映社會議題，整個劇的重心都是圍繞著兩個家庭中的人如何與十五年前的傷痛和解，如何一步步走向屬于自己的人生來層層展開。

而《與惡》有更大的野心，它不想僅僅停留在家庭的罪與罰的纏斗上，它還想講述廢除死刑的可能、輿論的暴力、新聞職業道德的動搖、對精神病患的有色眼鏡等等。因此，這也是為何這兩部劇題材一樣，卻走向了不同的表達。可是，囊括了豐富的議題，可能會面臨焦點角色失衡的威脅，以及在拿捏主題的主次分配上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在《與惡》中，同樣也出現了這些問題。

最典型的兩個重要角色是劉昭國和律師王赦，在《與惡》中，他們的人物發展都有停滯不前的現狀。劉昭國和妻子宋喬安一樣，也是媒體人，可他似乎一直活在宋喬安的陰影之下，勸說妻子，努力地維系岌岌可危的婚姻，成了他在這部戲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好像無事可做。然而，他同時作為受害者的父親，這樣的任務安排顯得過于輕松，甚至有忽視角色的嫌疑。事實上，劉昭國溫和的個性，以及他作為紙媒工作者所擁有的理智、冷靜的職業特性，非常適合成為這個案件的主要推動者，他應該和王赦一起，成為維系兩個家庭向前發展的紐帶。

王赦在劇里則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劇中兩個案件他都不顧妻子的反對，盡其所能地幫助被告。他似乎一直很沉浸在自己的那套觀念里無法自拔。這些觀點非常精辟，有的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是，編劇卻沒有解釋這些想法的來源，以及為何王赦會拼命去為這些人辯護的理由。沒有人知道他的善良來自何處。王赦與惡的距離一定是最遠的，但是，過于純粹的善良與真實的人性之間也是最遠的。盡管在維基百科里的人物介紹里，我們才得以知道原來王赦在兒時因為好友被殺和入獄，決心發奮讀書成為律師。那么，為何不在王赦的劇情中適當穿插一些閃回片段呢？讓觀眾意識到原來他也曾經歷過相似的事情，否則這個角色只有道德上的高尚，而這種高尚又像是從天而降的賦予。

不僅如此，線索長時間中斷的情況在《與惡》中十分明顯，特別是第二集與第一集內容的跳躍。第一集中，劉昭國就和律師王赦碰面，結果不歡而散。本以為編劇會繼續將這條線展開，不料到第二集就徹底沒影了。無論是受害者一家，還是加害人一家，沒有一個角色具有主動探討這個問題的傾向。這個艱巨的任務只能落在律師王赦的肩上。他的每一個行動都影響著劇情主線的推進，他行動的停止也就代表著主線的停滯。因此，第一集在監獄里和李曉明見面后，我們再也沒有看到他為這個案子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至于在第五集的法庭上他發表了一通對廢除死刑的精彩觀點，卻總有種空洞的回音。

這讓人想起韓國電影《辯護人》中男主角在法庭上為被告辯護的場景。這個場面之所以震撼，不僅是臺詞精煉，充滿邏輯上的辯服力，更重要的是當這些話回響在觀眾耳畔，人們能回想起律師宋宇錫為案件拼命努力奔走的場景。無法設身處地地感受角色行動的過程，就算臺詞寫得再精美，道理再正確，它們也只是高喊的口號，只是飄在空中的金句而已。它們不是屬于這個角色的語言。

辯護人 (2013)

9.2

2013 / 韓國 / 劇情 / 楊宇碩 / 宋康昊 金英愛

除了劉昭國和王赦，宋喬安就像一只神經快要繃斷的小獸，朝著周圍的人露出尖牙，她的悲傷過于堅硬，張力太緊繃，又不及時松開，就會損傷掉角色的親切感，影響觀眾更深的共情體驗。編劇不斷地強化宋喬安“女強人”的身份，從某種程度上也就弱化了作為“母親”人性上的生動性。其實脆弱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們與惡的距離》選擇充滿爭議的社會議題，確實值得肯定，可這并不意味著9.3的高分是實至名歸，多少帶有觀眾鼓勵性質的附加分。畢竟在大陸已經很久沒有出現討論社會嚴肅題材的電視劇了，從另一個角度上，也反映出這類電視劇的缺位嚴重。

這段時間，這部新出的劇集口碑炸了。

一句話概括：它是今年到目前為止，評分最高的華語劇——

這是HBO和臺灣公視聯合推出的一部劇集。

HBO大家很熟悉了，公認的“神劇制造機”，以黃暴污和高品質聞名。

臺灣公視，是臺灣唯一的非商業無線電視臺，不受任何政府、政黨及利益團體控制。

近年來，臺灣公視出了不少高分電視劇，比如《麻醉風暴》、《一把青》等等。

往近了說，去年推出的高分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大膽揭露了中國式親子關系的弊病，被譽為臺版《黑鏡》。

強強聯合之下，這部《我們與惡的距離》（下文簡稱《與惡》）自播出就備受關注。

在開播當天，《與惡》就榮登Google臺灣熱搜排行第一名。

不僅如此，它在豆瓣也獲評9.3的高分，提前預定年度最佳華語劇。

從海報中就可以看到，此劇吸引了不少臺劇的熟臉加盟。

比如金鐘視帝吳慷仁，以及溫昇豪、周采詩、曾沛慈等等。

但說實話，最讓我期待的還是女主角賈靜雯。

畢竟，這是她暌違臺劇15年后的回歸之作。

賈靜雯在采訪中表示，之所以參演《與惡》，是因為劇本深深打動了她。

而這個打動她的故事，圍繞著一樁“無差別殺人案”展開。

先給大家簡單科普一下“無差別殺人案”——

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沒有仇怨，隨機選擇作案目標、在作案現場見誰殺誰的案件。

現實中的無差別殺人案并不罕見，以臺灣為例，從2009年至今就已發生了6起。

最嚴重的一起是在2014年，21歲的嫌犯鄭捷，在地鐵上砍殺無辜的陌生人，最終造成4死21傷的慘劇。

鄭捷案新聞圖

在《與惡》中，這樁無差別殺人案的嫌犯，是一個名叫李曉明的學生。

他一共在電影院槍殺了9人，并造成21人受傷。

最高法院對李曉明的判決是死刑，二審依舊維持原判。

但這仍然難以平民憤，來自社會各界的網友們，恨不得馬上殺之而后快。

可以看出，《與惡》從最開始就圍繞著一起揪心的案件，以及激烈的矛盾展開。

但是，它又和以往犯罪主題的影視劇不同——

它所聚焦的，并非兇手本人，抑或其作案手法與作案經過。

它所關注的是在事發后，案件的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以及在旁邊的審判者、辯護者等人的不同態度，及其所面對的不同困境。

先來看看受害者家屬，即賈靜雯所飾演的喬安一家。

喬安是某新聞臺的主管，他的大兒子死于李曉明的槍下。

從前的她是一個雷厲風行的工作狂，在受到痛失愛子的刺激后，變得更加瘋魔。

對待犯錯誤的實習生，可以罵到對方懷疑人生。

你是中文課都在睡覺還是怎么樣

還是你是智障嗎

對不起可以解決你腦袋的障礙嗎

在她嚴厲的管理下，下屬直到臨盆還堅持工作，羊水破了仍然奮戰在直播第一線。

但是在夜深人靜時，喬安就暴露出了最脆弱的一面。

長期失眠和夢魘，靠酗酒才能勉強入睡，忘記悲痛的現實。

喬安的丈夫，逐漸和她生出嫌隙。

就連她的女兒，也和她關系冷淡，甚至說出“你還不如和哥哥一起死了”這樣的話。

一起兇殺案，對一個受害者母親的摧殘，由此可見一斑。

但作為加害者的親屬，他們的心理和生活就能好過嗎？

事實并非如此——

嫌犯李曉明的父母，為了賠償賣掉全部家產。

不僅如此，兩人還搬離了老家，每天戴著口罩，如螻蟻一般卑微生存。

李曉明的妹妹，因為背負了“殺人犯親屬”的罪名，不得不改名，偽裝成另一個身份生活。

即便如此，公眾和媒體對他們的口誅筆伐并沒有停止。

哪怕當著所有媒體下跪道歉，依舊會受到各種良心拷問：

下跪是發自內心的嗎

下跪是有人指導你們嗎

下跪不能換回九條人命

不僅李曉明的家屬受到全社會的攻擊，就連為他辯護的律師王赦也難以避免。

剛出法庭，就遭到受害者家屬潑糞。

殺人者當誅，這是大多數人的邏輯。

但在律師王赦看來，罪犯也有人權，也應該受到司法程序的合理保障。

他之所以這么做，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去探究和調查殺人案背后的動機和原因。

對于兇手的處置，法律自然有公正的判決。

但作為一個常年和兇案嫌犯打交道的律師，王赦想要的并不是將兇手繩之以法的快感。

他真正想做的是對這些兇案進行歸因，從而在源頭上，盡可能地避免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

當然，這樣的想法和做法必定充滿了重重阻力。

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認同他，認為他是神經病。

被害者家屬不理解他，認為他在揭傷疤。

就連加害者的家屬也不愿配合調查，因為不想再無事生非。

發現了么，這正是《與惡》的高級之處。

它沒有落入大多數犯罪題材影視劇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窠臼，去刻畫加害方犯罪手段的兇殘，抑或去呈現受害方昭彰正義的艱辛。

它想要表達的主題，也并非簡單地譴責某一個惡人或某一次惡行，而是試圖去探究人性中最源頭的惡。

因為“加害者”與“受害者”二者不能被標簽化，“善”與“惡”在某些情況下也會出現錯位——

以《與惡》中的劇情為例，殺人犯是惡，但受害方去傷害殺人犯的辯護人和家人，這難道不是惡嗎？

精神病人傷害民眾是惡，但一個未證實身份的人闖入幼兒園，就被媒體污名化為精神病人犯罪，這難道不是惡嗎？

可以說，《與惡》的野心就在此：

讓觀眾撕掉這層標簽，放下關于“善”與“惡”刻板印象的藩籬。

正如主創在接受采訪時說道：

“拍這個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標簽。我們沒有定義誰是惡、誰是善，想認同誰，由觀眾自己決定。”

說到這，就不得不提到此劇的編劇呂蒔媛。

呂蒔媛是臺灣的金牌編劇，曾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獎”。

她的作品，通常以容易被大家忽視的社會話題和角度為切入點。

比如關注殯葬行業的《出境事務所》，關注問題學生改造的《牽紙鶴的手》，以及關注同妻問題的《誰先愛上他的》等等。

《誰先愛上他的》劇照

在寫《與惡》的劇本前，呂蒔媛做了大量功課。

她不僅做了大范圍的田野調查，訪問了人權律師、犯罪心理學教授、精神鑒定師等人，甚至還現場觀摩了兩起死刑庭審。

而劇中李曉明這起“無差別殺人案”，也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

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親帶著年僅三歲的女兒“小燈泡“逛街。

突然，一名男子沖上來，對著小燈泡連砍23刀致其死亡。

經調查，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覺失調癥（精神分裂），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起惡性殺人案引發了極大關注，網友群情激憤，要求將兇手立即處死。

但讓人意外的是，小燈泡母親的態度卻是，堅決不處死兇手。

她向媒體表示：與其立即處死一個罪犯，不如好好了解這個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們在想什么？為什么家庭、學校、親人、朋友、社會，沒能接住他？我們要如何改善、預防？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繼續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繼續速速執行死刑？

小燈泡媽媽拋出的這五連問，值得全社會深思。

而她的這種態度，其實就是《與惡》中王赦律師的態度。

這絕不是對惡的妥協，而是冷靜客觀地對惡行歸因，從而在源頭上盡量避免重蹈覆轍。

《與惡》的每一集，都以Youtube上的網友評論作為開場。

這些評論里，既有對事件本身的客觀討論，但也充斥著無理智憤慨，甚至還不乏言辭激烈的網絡暴力。

殊不知，有的人在懲戒“惡”的時候，已然成了惡的源頭。

因為我們與惡的距離，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本文作者：張不才

< END >

臺灣與HBO合拍的社會寫實題材『我們與惡的距離』，是繼『一把青』和『花甲男孩轉大人』之后，最想推薦的臺劇。

看了前四集，想起幾年前震驚臺灣社會的臺北捷運無差別殺人案件，以及幾起幼童遭遇隨機殺害之案。記得當時捷運殺人的新聞一出，立刻打開電視在各新聞臺之間切換，同時手機也隨時關注FB上實時的言論。當時連續看了好幾小時，雖然事不關己，內心卻彌漫著恐慌夾雜著憤怒的焦躁感！那些不斷重復卻無濟于事的新聞畫面與網上成千上萬網民憤慨的留言，在那一刻，將臺灣所有人牢牢拴在了一起。

本劇由『誰先愛上他的』呂蒔媛編劇，題材雖沉重，卻依舊維持出色的節奏把控，多重視角的展現也讓人在觀劇過程中慢慢沉靜下來。

故事的時間點是在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兩年過后，此時的新聞重點只剩下兇手二審死刑定讞。而新聞之外的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家屬，生活看似如常，但其內心深處從未隨時間變小的巨大傷痛彷佛一顆不定時炸彈，只要一觸碰，隨時爆炸！

【失去一個家人等同于失去一個家庭】

劇本著重在描繪受害者家屬及加害者家屬在經歷變故之后的真實處境。賈靜雯飾演的新聞臺主編，在失去兒子之后，變成一個渾身長刺、冷如冰窖之人。職場上不近人情，生活中與丈夫和女兒的關系更是降至冰點。雖然時間依然繼續在走，但她的人生在兒子死后也跟著嘎然而止。那些沒有出口的怨恨如同利刃，總在不經意之際戳中她的心口，同時戳向她的家人。明明不是她的錯，卻彷佛全是她的錯！

雖然生命自有其定數，但人總是很難接受突如其來的死別，一不留神，往后的日子便全被陰霾覆蓋。這道無解的人生課題，有人直到人生最后依舊深陷其中。

而加害者的家屬也沒有過得比較好。平凡老實的父母即便躲到天涯海角也依舊不知道兒子變成殺人魔的真正原因？剩下的女兒就算改了名字、重新踏入社會也撕不掉貼在心底的"殺人魔妹妹"標簽。

想起東野圭吾的小說《信》，成為殺人犯的哥哥入獄服刑后，弟弟在外面卻因為哥哥的緣故備受歧視，為了能好好生活下去，不得不與哥哥斷絕關系。

雖然犯罪的并不是殺人犯的家人，但在群體社會中，"血緣"代表的還包括教育的責任與愛，而這一切都應該以"了解"為前提。父母對子女若沒有足夠的了解，也只能看到子女的表面。所以劇里老實的父母才會誤以為安靜躲在房間里的兒子一直是個乖孩子；手足之間也不是有話聊就等同于了解彼此。

雖然并非所有不被家人了解的人都會變成殺人犯，我也不認為殺人的鍋應該全家一起背，然而"人性"卻遠比我們的理性認知更為復雜。一件人神共憤的案件，挑戰的是整個社會的忍耐力與承受力，那根緊繃的理智之弦一但斷裂，壓垮的絕不僅是關在獄中等待死刑的殺人犯！

其實，無論是受害者家屬或是加害者家屬，都是案件里的最大受害者。失去一個家人等同于失去一個家庭。

關于加害者家屬，也不是殺人犯一句：『不要煩我家人』，就能讓他們置身事外。雖然連幸福感最高的北歐國家都有殺人魔，但一個真正有愛的家庭或許仍是社會穩固的基礎。

人，也只有對家人懷有真正有愛，才不會自私自利地去做出傷天害理、泯滅人性的事。

【人性的陰暗面就像無底黑洞】

劇中吳慷仁飾演專為重大刑案罪犯打官司的人權律師－王赦。人權律師，也是目前臺灣社會備受爭議的一群人。「廢死聯盟」大多由人權律師組成。劇中并未強調王赦想幫這些重大刑犯逃離死刑，他一心希望透過心理專家與罪犯及其家人的溝通，找出他們從正常人變成反社會人格的真相。他認為執行死刑并不能改變已經發生的悲劇，重要的是該如去何預防日后可能發生的悲劇，這才是治本之道。

王赦的出發點或許是對的，但在我看來，這樣的想法太過理想主義。不是每個隨機殺人案件的背后都有深邃的犯罪心理，家人與朋友的不了解也未必是罪的誘因。

幾年前看過一部日本電影『腦男』，電影中的那個少女令我印象深刻！女孩聰明可愛，家境富裕，與父母的感情也極好，成長過程中沒有任何陰影，但她卻長成一個極其陰暗的女孩。對一切無感，只有"殺人"能讓她產生快感！她在有愛的環境下成長，卻對人沒有任何同理心，殺人的原因純粹就是好玩！從那時起，我對人性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雖然大多數人可以透過教育與身邊人的情感付出對人產生善意，但也不能排除那些無論如何對人都抱有深深惡意的人的存在。人性的陰暗面就像無底黑洞，有時探究不出原因，每樁惡事的背后也未必都有真相。過于理想主義，無私，也會成為傷人的利器。

【思覺失調癥不等于反社會人格】

劇中，藉由患有精神病隨機殺害兩名幼童的兇手突顯精神病患長期遭社會歧視的問題。從前俗稱的「精神分裂癥」，在劇中一律稱為「思覺失調癥」。臺灣每每出現惡劣至極的兇案，兇手為逃過死刑，總會聲稱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要求作精神鑒定。但事實上，精神異常的兇手只占少數。而社會大眾對精神病的憤怒在于這類兇手明明有犯罪事實卻因特殊狀況無需對其犯行付出應有的代價！憤怒與恐慌自然生出偏見。

之所以一直有類似的案件發生，原因在于大多數人對精神病沒有病識感。劇里才華洋溢的年輕導演精神出現問題，可能來自遺傳，也可能是女友輕生的打擊造成。一開始家人皆毫無病識感，父親認為他太脆弱受不了挫折，姐姐認為他只是壓力大。

沒有病識感，未能及時就醫服藥，就會演變成更大的問題。造成精神分裂的原因很復雜，精神方面的疾病長期被污名化也導致許多病患的家屬會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忽視其嚴重性，惡性循環之下，精神病犯罪便成了社會的一大隱患。

如何減少這類案子的發生？這部劇提醒我們：思覺失調癥不等于反社會人格，反過來說，反社會人格也不等于思覺失調癥。人們重視身體的疾病也不該忽視心里的疾病，這才是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這是一個輕而易舉就能"殺人"的時代】

每一集開頭都會出現FB上網友對案件的各式評論，象征了這是一個人人都能暢所欲言的自媒體時代。然而，那些不加思索就發出去的言論依舊是從新聞媒體而來。臺灣的新聞媒體擁有高度自由，眾多新聞臺與網絡平臺二十四小時放送新聞，觀眾想看新聞隨時能看。

新聞臺之間為了搶收視率，求快，遂成為第一要務。于是劇里便出現了未經證實各臺卻已報得如火如荼的災難新聞，以及狀況不明卻直播仍在劫持中的幼兒園這樣的頭條新聞。新聞下標以博眼球為主，報導的角度也不以客觀為要，沒有新聞道德的媒體，更深深影響了這些重視實時勝過事實的大多數觀眾。

一直覺得這時代最大的問題在于：人們可看的信息太多，習慣眼見為實之后，思考便不再重要。

以前的人對于自己不夠了解的事會持保留態度，而在這個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人一旦慣于刷存在感之后，便很難意識到自己以偏概全的傲慢，以及這樣的傲慢可能對別人造成的巨大傷害！

看了四集后，整部劇的走向雖在意料之中，卻也在其中得到許多思考：我們也許永遠無法全面了解一個人，更不可能得知一個案件的全部真相，但卻可以嘗試從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件事，進而產生自己的觀點。

基于人權考慮，臺灣社會近幾年對于「廢死」有諸多爭議。至今，我依舊不贊成廢死。我認為人權存在的前提是"你得是個人"。

是人，就得有人性。對于泯滅人性的極度之惡，唯有死刑對犯罪者才有足夠的震懾力！當你殘酷地剝奪別人的性命，就該付出相同的代價！這才是所謂的人人平等。

寫文章時一直沒想好標題，卻在寫最后一段時想起楊雅喆導演在『血觀音』獲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的頒獎臺上說的一句話：『沒有人是局外人』。

這些看似只與少數人相關的社會重大刑案，其實距離我們并不遙遠。因為我們身處同一個社會，都想要一個能讓我們安居樂業、免于恐懼的社會，我們也都害怕自己的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成為彼此與社會的負擔。

只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我們不是局外人，才會對身邊的人付出更多的關心，也才會去思考案件表面之外更深層的問題。如此，才可能會有一個更好的社會。

原文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aiyung32

沖著導師閑聊時的推薦和9.5分的極高評分看的，看完非常失望，實在不敢茍同這個評分。

首先，我認為本片的問題切入角度/聚焦方式與它想要達到的高度，有很大差距。

其次，對于題目和開頭拋出的幾個核心問題，全片都只是做了一些皮毛化的拓展，并未深入探討成因。全篇圍繞相關疑問，啰嗦地進行多次重復無效敘述。但問題“各位好壞”“我們是怎么變壞的？”“怎么辦”等問題缺乏深入追問。最后編劇把鍋分給“7歲智力”的民眾唯利是圖的媒體毫不作為的政府，然后故作深沉地攤攤手，撒花。至于成因和解決方案，沒有任何的探討。

撕裂的團圓結局像是個笑話，劇終前幕布拉下來，我都想往上面寫個“夢”字。

另外，編劇雖然沒有好好深挖主題，卻很貪心地塞進了很多私貨，極度不舒適。

最后，本片在角色塑造上有多處不合理。

喬安的思維方式和行事邏輯是自我矛盾的，性格發展與轉變都演繹得太僵硬了。

喬安女兒的性格表征也是自我矛盾的。

中二青年刨土員王赦，前面一路開著偉人視角使勁兒刨，后期突然心理暴斃，性格轉變一段看似合理實則極為唐突。是，沉迷在自己追求中的中二理想主義者確實可能會半路死去，但轉變的原因卻不太可能是因為這種事。

思怡和她的退婚夫一家，臺詞和表演很生硬浮夸，角色臉譜化太嚴重，我實在不太理解這段劇情對于本劇的意義是什么，這么浮夸實在是看著尬得難受。

最后一個槽點是關于劇集長度：既然對于問題成因的挖掘只是淺嘗輒止，那劇情推進為何可以如此拖沓？砍成三集完結的迷你劇說不定會好很多吧。

有一個問題，我看了很多五星評論，一頓神吹，但都并沒有提到這片子到底哪里精彩，哪里好看。

我覺得，實在算不上好看。

（只是記錄個人觀影感受，寫多了超過字數就轉成劇評了。）

“為什么是我？”

“為什么是我？”

“為什么是我？”

注：《我們與惡的距離》是由林君陽執導，賈靜雯、吳慷仁等主演

這是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患了思覺失調的應思聰發出的疑問。

幸運的是故事結局走向很溫暖，還了大家一絲慰藉。

但思聰的這個為什么一直縈繞在我腦海里。

滿是不解。

滿是不甘。

為什么？為什么是我？

01

近幾年的社會事件樁樁引人發顫。

林奕含事件、滴滴事件、紅黃藍幼兒園事件、江歌事件……

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么了。

近日我看到的只是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

“上海17歲男孩與母親爭執后跳橋”諸如此類似的標題。

注：圖片來源網絡

我不知道車里到底發生了什么。

我也不想去想。

但是我知道，

壓死駱駝的從來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每一根稻草。

02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里，

作為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李曉文，也有這樣一段引人深思的質問：

“你們拿被你們踐踏的媒體權，任意斷定人。 觀眾只有七歲智商，所以可以怪老板，怪收視率，怪觀眾，怪環境。 你們可以隨便貼別人標簽，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在無形之中也殺了人？” “我哥是殺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嗎？” “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注：圖片來源于知乎

是的。

輿論會把犯罪者家屬殺死。

也許母親真的在車里嚴肅批評兒子，

可在兒子打開車門，

母親再怎么敏捷也抓不住往下墜落的兒子的時候，

沒有誰會比這位母親更心痛！

這種痛就像有人問你為什么要親手送自己最愛的人上斷頭臺！

試想，當社會輿論全都轉向母親，

一味責怪母親育人方式不對之后，

母親的悔恨無窮，誰又能預料，她是否會以死謝罪？

而作為受害者家屬在事件發生之后悲嘆道，

“為什么是我的孩子”

“為什么會發生在我身上”，

這種念頭即使轉瞬即逝，

是否也曾想過殺死別人來換回自己家人的生命。

注：圖片源于網絡

我們與惡，其實沒有距離。

我們不曾溝通和試著理解，便對他人自下死刑，我們沒有做到善。

真的，這個世界，并不是懂得判斷是非對錯就可以的。

李曉明他是殺了人，是的，他該死，真的非常該死。這沒錯。

可是他為什么會做到殺人這一步？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啊，太少了。

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啊，太難了。

03

劇中一直主張人權的辯護律師王赦，

他一直試圖走進犯罪者的心里，

希望社會上不會有下一個李曉明，下一個陳昌，下一個會犯罪的人……

他被所有人不理解，包括自己的妻子。

在極度不被理解之后，他終于對妻子說了這樣一段話：

“不是每個人生下來都可以選擇。 我知道接下來我這么說你會覺得很不公平，但媚，你真的很幸運…… 你有愛你的爸爸，愛你的媽媽，你們甚至不用去擔心你們的生活。 可是我們跟你們不一樣， 我們可能會有個爸爸因為找不到工作，每天酗酒就打媽媽， 我們沒有辦法好好讀書，甚至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我們很窮，我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出去外面打工， 但有時候做一兩個月就會被炒魷魚，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么。 我們是在不斷地被否定當中成長的。 甚至有時候就會相信， 那些在腦袋里面說他們沒有出息、沒有用的那些人、那些聲音， 是真的。”

注：圖片來源于知乎

在工作不如意的時候，我的腦袋里也會閃過上學時老師的那些批評，父母的那些責罵。

我會覺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自己是個廢物。

我想過死。

我真的想過自殺，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天知道，這也是犯罪。

法律上這屬于故意傷害罪，屬于謀殺。

動念頭那刻之前，我想要的只是溝通和理解。

我想要愛，

想要去愛。

在問過許多人之后，發現大家原來都一樣。

恍然發現，原來真的是，

眾，生，皆，有，病。

04

我們把自己包裹起來，自己舔舐傷口，我們病了嗎？

我們開始不相信世界，我們開始懷疑周圍的人，我們病了。

可是沒有人想生病。

我想對你說說我的心事，希望聽到的是回應，

而不是冰冷的“我很忙，沒有空聽你說”。

我想和你聊聊我的煩惱，希望得到解決方案，

而不是嘲諷的“你這算什么煩惱，人家xxx遇到更大的事都沒說什么”。

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快樂，希望你也同樣快樂，

而不是冷漠的“這么正常的事情，有什么值得高興”。

你覺得我病了。

我覺得你才是有病。

我不知道這個世界怎么了。

我只看見白茫茫的一片，

我們都是穿著病號服行走的病人。

我不要這樣的世界。

所以，親愛的，

我會認真聽你說的每一個字，

認真分析你的每一種情緒，

認真了解你做每一件事的原因。

你愿意同樣對我嗎？

我真的，想擁抱你啊。

我真的，想再次擁抱那個溫暖的世界啊。

注：圖片來源于知乎

05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林奕含在訂婚宴上做過的致辭演講的節選：

（在她選擇離開這個世界一年之后，我才敢去了解她的故事。）

我今年二十五歲……欸，差幾天就滿二十五歲了。

我從高中二年級，

大概十六七歲的時候，就得了重度憂郁癥，

準確點來說是我從高中二年級開始了我與重度憂郁癥共生的人生。

注：圖片來源于網絡（林奕含本人）

后來遇到一些事情就在這上面加上了PTSD， 所謂的創傷后壓力癥候群。 重郁癥這件事情， 他很像是失去一條腿或者是失去一雙眼睛。 人人都告訴你說， “你要去聽音樂啊” “你要去爬山啊” “去散心啊” “你跟朋友聊聊天啊” 但我知道不是那樣的。

我失去了快樂這個能力， 就像有人失去他的眼睛， 然后再也拿不回來一樣。 但與其說是快樂， 說的更準確一點，是熱情。

我失去了吃東西的熱情， 我失去了與人交際的熱情， 以至于到最后我失去了對生命的熱情。 前幾年我的身體狀況好點，我就重考。

這幾年一直處于沒有工作也沒有學業的狀況， 前幾年身體好了一點，我就去重考， 然后考上了政大中文系。 在中文系念到第三年的時候， 很不幸的，突然開始病情發作， 所以我又再度休學。 在我休學前那一陣子我常常發作解離。

所謂的解離呢， 以前的人會叫他精神分裂， 現在有一個比較優雅的名字叫做思覺失調。 但我更喜歡用柏拉圖的一句話來敘述他， 就是靈肉對立。

因為我肉體受到的創痛太大了， 以至于我的靈魂要離開我的身體，我才能活下去。 從中文系休學前幾個月，我常常解離， 還有另外一個癥狀是沒有辦法識字。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謬， 對，但就是我打開書我沒有一個字看得懂。 身為一個從小就如此愛慕、崇拜文字的人來說， 是很挫折的一件事。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沒有辦法參加期末考， 然后那時候正值期末考。

我的那時候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把我叫過去講話。 我請我的醫生開了一張診斷證明， 然后我就影印了很多份，寄給各個教授， 跟他們解釋說我為什么沒有辦法參加期末考。

這時候系主任與助教就坐在那個辦公室里面， 助教在那邊看著我， 然后他說： “精神病的學生我看多了，自殘啊，自殺啊，我看你這樣蠻好、蠻正常的。” 然后這時候我的系主任對我說了九個字， 這九個字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他拎起我的診斷書，問我說： “你從哪里拿到這個的？” 你-從-哪-里-拿-到-這-個-的。

當下的我，我覺得我很懦弱。 我就回答他說：“我從醫院。” 但我現在想我很后悔我沒有跟他說： “主任，我沒有笨到在一個，活在一個對精神病普遍存在扁平想象的社會里，用一張精神病的診斷書去逃避區區一個期末考試。 然后你問我從哪里拿到的。 從我'的屁眼啦！干！” 我很想這樣說，但我沒有。

所以我要問的是，他是用什么東西來診斷我？ 是用我的坐姿，我的洋裝，我的唇膏， 或是我的口齒來診斷我嗎？ 這個社會對精神疾患者的想象是什么？ 或我們說的難聽一點， 這個社會對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么？ 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襤褸、口齒不清， 然后六十天沒有洗澡去找他， 他就會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 又或者他覺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

我不知道溫暖傳遞的速度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我不會做壓死駱駝的稻草，我要做給予駱駝能量的水珠。

你愿意和我一起來嗎？

你愿意和我一起傾聽世界的內心嗎？

最后，我用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兩句臺詞和大家共勉——

“為什么是我？”——應思聰

“可能是因為，你比較勇敢。”——宋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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