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2012

        前天（4月19日）我看完了《知青》第45集，我只提幾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第20集，兵團的很多人都得了雀盲眼，齊勇和孫敬文遇到了狼，齊勇眼睛看不著狼還勒死一條狼，使人不相信。
        我沒有遇到狼群但是我遇到過狗群。1968年我下鄉住的村子離公社50多里地，中間隔一個養著60多條狗的軍馬場，公社附近的林子里還有野豬，我們下鄉的頭一天晚上路過軍馬場的時候就被一群狗跟上了，這些狗五顏六色，個頭都很大，也很健壯，它們跟著馬車嚎叫著，有的還朝著馬車上的人躍躍欲試，車老板告訴我們，這些狗就是一出一猛厲害著呢，別逗它們，一會兒它們占不著便宜就老實了，它們離不開家跟個十多里地就回去了。果然，我們過了幾個坡狗群就撤了。
        69年夏天我到公社辦事，傍晚，我就一個人往回走，心里也怕遇到狗群和野豬的事兒，就找了一個1、5米長結實的大木棒子拿著。野豬沒遇到，傍晚狗群卻把我圍住了，開始我且戰且退，當我站穩一個坡頂時，狗群在低處就不像在平地那么囂張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大約有三十多只狗，我發現有一條黑白花狗站在中間不停地叫著，只要它左右蹦著使勁叫狗群就圍著我咬，于是，狗群向我沖上來的時候，我就奔著它使勁掄棒子，表現出不打死你不罷休的樣子，黑白花狗跑遠了我返身就飛快的往回跑，我還記得跑的時候我還告誡自己千萬別摔了，摔倒了就沒命了。就這樣我一下子就把狗群打跑了。在村子里農民說，若是軍馬場的狗全出來或者遇見狼群你就沒命了。記得前6、7年前我在電視上看到兩個人開著解放牌汽車在內蒙古草原撞死了一條狼，然后遭遇狼群喪命的故事，大概內容是，兩個人停車時發現狼群向他倆追來就拼命跑，開始還好危急時刻跳上車廂的人鉆進了駕駛室里，一直跑到油箱空了，狼群仍然窮追不舍，而且狼越來越多。他倆幾次試圖從車廂里的油桶里加油都沒有成功，后來兩個人只好躲在駕駛室里任憑幾十條狼輪番打砸，頑抗了幾天幾夜后兩個人無水無食，精疲力盡了，狼群終于扒開了車窗，兩個人從此消失了。我相信讀過我這篇文章的人肯定有人知道這個真實的故事。所以齊勇眼睛看不見，還躺在雪地里不但遇狼群而毫發無損，而且還勒死一只狼，齊勇真是比武松還厲害！
        為了治兵團人的雀盲眼，7連黨支部派出齊勇和孫曼玲去山東找關系買海帶，之后團長又拉了3卡車可能3個連的人到山東找靠邊站的副縣長副縣長老婆幫忙收海帶、吃海帶，最后由于付正為救一個兒童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感動了山東人，大家紛紛把自己家儲存的干海帶拿出來治兵團知青的雀盲眼。
     3卡車知青到山東吃海帶的故事一共有兩集，我看了直想笑，覺得這是大笑話。無意中我想到從小就聽說海帶治粗脖子病，大了知道治甲狀腺機能亢進，那么海帶治不治雀盲眼呢？隨手我就在網上查到了“胡蘿卜治雀盲眼”還有意外收獲——“吃海帶治甲亢是錯誤的”。
        這么我就搞糊涂了，難道黑河沒有胡蘿卜嗎？
        黑河到山東有3千多里地，他們來去怎么那么方便呢？是去旅游?還是團長探親？這可真有點說不清楚。
  3、趙天亮他們在中蘇邊境站崗放哨，和那個放電影的人的故事，我覺得不大可能，或者是過于夸張。
  1987年夏天，我去過黑河，黑河對岸就是俄羅斯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市，簡稱布市，中文俗名“海蘭泡”，是俄羅斯阿穆爾州的首府，俄羅斯遠東第三大城市，那時，我確實看見了蘇聯邊防軍穿戴整齊，騎著小摩托 ，可是沒有看見中國邊防軍，當地人告訴我，1984年鄧小平宣布：“再減100萬，一是必要，二是沒有風險。好處多得很！” 后，江邊上的中國邊防軍就不見了。我還問過他們，中蘇緊張時這兒怎樣？他們說這兒也緊張唄，那時候你就不容易來到黑河，我問他們，那時候中國人有沒有跑到蘇聯的？他們說，怎么沒有呢，可是最后都是被送回來，他們說：蘇聯邊防軍抓到跑過去的中國人，就關到只有棚頂才有窗戶的水泥房子里，幾天以后等調查完你沒啥用就蒙上眼睛送回來，讓你啥也沒看見，頂好吃幾口酸列巴。可是，《知青》在1969年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發生的前后趙天亮他們在中蘇邊界還能用狗和蘇聯人聯系交換物品，還和蘇聯邊防軍共同捕鰉魚，離奇的是放電影的人喝醉了酒誤入蘇聯，還給蘇聯邊防軍放了一場《列寧在十月》，如果誰認為這些事都屬實，我愿意道歉！
4、姚敏攪考場一事，我覺得是無中生有。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1972、1973年兩年工農兵考試上大學，1973年，正在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插隊的張鐵生被推薦參加大學考試。6月30日，在理化考試時，他僅做了3道小題，其余一片空白，卻在試卷背面給“尊敬的領導”寫了一封信，“四人幫”一伙對張鐵生交“白卷”的行為贊不絕口。1973年8月初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工農兵上大學一律組織推薦。經過考試的1973年全國百萬考生的入取資格被取消，張鐵生徹底攪黃了這個大局，一直到1978年上大學才恢復考試制度實行擇優錄取。我記得1974年上大學不用考試，那么，黑河地區的兵團怎么還有考場呢？是不是為了塑造姚敏這個人物而專門設的考場啊？
        我可能也記錯了，但是我把問題提出來，究竟是怎么回事問問教育部的人就一目了然。
        《知青》共45集，從1968年寫到1979年，據說原劇很長還剪掉了很多，20年前，單憑“45集”，這個電視劇就可以達到收視率的金字塔頂峰，如今，據說國產電視劇有近百集的，但是，微電影也很受人歡迎，我是說講究效率的時代，電視劇不能以長短論英雄了，陸天明說，電視劇必須得有明星才叫座，這是由現在的市場需要所決定的。《知青》也有幾個明星，看來是適應市場需要的。
        《知青》幾乎寫了十年浩劫的絕大部分，但是，對重大事件卻沒有寫，有些事情寫了也都是些擦邊球，比如林彪事件就一句沒提，難道他們不知道？不管從兵團健全的黨組織機構來說，從他們地處中蘇邊境來說，還是從他們的大城市背景和趙天亮等軍人家庭出身來說，他們都應該知道這件事，好了，就算他們應該不知道，那么“批林批孔”他們沒搞嘛？因為，你既然把故事編在文革的大背景中，就有責任把這個時代的符號交代給大家，否則，就覺得這個電視劇這么長，卻沒頭沒腦記不住啥，難道是穿越劇？電視劇《大工匠》肖長功、楊老三四人在小酒館里的一場戲就把林彪事件淋漓盡透的表現了出來，非常符合當時的社會狀況和人們的心理，雖然他們四人在屏幕里，可是卻能和看者互動，四個人的每句話都觸動著看者的心，都為這四個人捏把汗。
        《知青》編劇梁曉聲說，“這部作品直接取名《知青》，也是想讓現在的年輕人更全面地了解當年的知青生活。”
         我認為梁曉聲這句話說大了，至于什么浪漫不浪漫的我連看都不看，因為，什么是浪漫沒有什么標準？知青到了需要浪漫的年齡，需要浪漫，又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齡又遭遇愛情，就是不浪漫也得被浪漫起來。可是哪部分知青能表現當年知青的生活卻是個大問題，因為影響著今后幾代人的問題，首先肯定《知青》里的知青都代表不了當年知青的生活，《知青》主要寫的是兵團戰士，這個電視劇改名《開工資的兵團知青》最合適，因為他們也是在文革中被剝奪了學習權利的高、中學生，在城市里決定了自己下鄉的命運時就有了“知青這個名字（雖然當時不叫知青）”，而“知青”的內容還要在農村中的環境和地位來決定在“知青”這個特殊的群體中的比重，比如，隨“五、七”干部的父母下鄉的知青，也叫知青，這些知青沒有普遍性，是知青這個特殊群體的特殊群體，他們不能代表全國的知青。比如：現在，知青當中有70多人成了省級以上的高官，那么他們能代表全國的知青嗎？能說知青就是中國的脊梁嗎？我認為插隊知青具有所有知青的共性，并且人數多，發生在他們當中的典型事例多，所以插隊知青生活比較適合表現那個時代的特點，和知青生活。
        什么叫知青？
        前幾天，我在參加一次講座后的座談中是這樣回答一個媒體朋友的，“我先和你說什么是和尚？什么是和尚？不是他剃光頭就是和尚，和尚有三個顯著的，普通人不具備的特點，那就是1、獨身；2、海青；3素食”，“知青也有三個顯著的特點，1、工分；2、自治；3、混居”，這才與毛主席提出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使命相一致。
        前些天，我遇見曾經在齊齊哈爾兵團五師生活了6年的一位老知青，她患了一身的病，我問她，想不想回兵團看看，她搖搖頭說，“上那兒干啥去！”他告訴我，一個村就是一個連，這個村原有的農民都收為兵團職工，有的農民就當了領導。我們北京去的知青之間也打架，和原來的農民也打架，有的把人家的小雞塞灶坑里燒著吃，還有的把人家養的大貓也偷來燒吃了，其實那些農民對我們挺好的，前幾年有回去過的知青說，和我們在一起的農民現在歲數都很大了，可是，我們的名字他們都能一個不拉的說出來。招工那時候，走兩個北京知青，必須走一個他們的孩子，若不北京知青就走不了，他們也有當官的，可抱團了，不給你辦手續呀。
        一次我在地安門護國寺小吃吃飯，巧遇同桌兩個老太太，一個老頭都是當年去黑龍江兵團的北京知青，高個子63歲老太太在虎林，她就說在那兒差點沒餓死，她在兵團呆了三年，她爸爸想辦法把她調回來了。另一個老太太只是告訴我他們在愛輝縣的兵團呆了6年，我繼續問她，她說，我們從來不提兵團的事了。老頭吃完飯站起來走到旁邊，老太太指著老頭說，他的弟弟就死在兵團里，沒人敢和他提起兵團的事兒。原來他倆是老兩口，都66歲了，是從一個兵團回北京的。這時我的心里很難受，站起來走到老頭跟前說，“老大哥，對不起了”，這時我看到他的眼睛濕潤了。
        這三位兵團老知青的形象和說的話，特別是含在老頭眼里苦難的淚水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動，當年上山下鄉運動對知青心靈的創傷有多么深，這種傷痛一直影響到他們的晚年，在他飽經風霜的心理還保留著一塊脆弱的空間，有人說，知青對那段難忘的歲月無怨無悔，我認為起碼說這種話的人根本不了解知青。假如他到佳木斯知青精神病養護中心，看到那些那些上百名患了精神病的北京、上海、天津知青，他們仍然說著他們的青春時代的話，就連問他的年齡，他都說“21歲”，他們沒有兒女的呵護，沒有孫輩繞膝的天倫之樂，他們不知道外面的變化，他們在自己認定的世界里呼吸，生存，假如他們有一天恢復了理性，難道他們對他們的知青年華也無怨無悔嗎？
        

45集的電視劇，在YouTube 上，用 iPad 看的，質量真心不好，邪惡的蘋果在 iOS6 運行環境下，取消了 YouTube 的 iPad 版本，用 iPhone 版的 YouTube，圖像和字幕一般模模糊糊。條件如此惡劣，居然吸引我無間斷的看了下去。原因嘛，用劇中的臺詞說：

青春萬歲，愛情萬歲，友誼萬歲，快樂萬歲！

這幾個名詞似乎和文革距離遙遠，格格不入。其實文革如何，我毫無概念。但和每個人一樣，心中充滿了對那個時代的負面感覺。我甚至是憤怒的，媽媽就是知青，去的是條件非常艱苦的北大荒兵團。她很少提起那時候的事情，我知道的并親身體會的，是那艱苦的回北京的路。當然這所謂的后續不是電視劇描述的重點，我也不愿節外生枝的講我家的故事細節，但有一件小事可以很說明一些問題，就是從小到大，我家沒有做過豆腐，直到和LG結婚我才發覺豆腐非常好吃。姥姥告訴我，因為媽媽當年在北大荒，吃黃豆制品吃得太傷，所以家里從來不做豆制品。于是我對那個時代所能相信的是，每個知青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大多數，并不明快。

在這灰色的背景下，我不愿多了解這段時光。畢竟，沒有人愿意費力揭開一層一層故意的遮掩去發掘丑陋。不能怨大多數的中國人不愿反省，因為脆弱，是天性。堅強，太難得。

而這部連續劇，光榮的成為是我主動觀看的以文革為背景的第一部作品。因為它所想表達的，不是丑陋。

網上的評論很多，都說這部電視劇大大美化了文革。我深有同感。其實，這部作品何止美化了那一個時代，它大大美化了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尤其是人文環境。電視劇里面的男女知青們的家長，師長，同學，戰友，絕大多數都是非常正面的形象，好到我希望穿越到那個年代，僅僅為了遇到他們。里面的連長指導員，村支書黨代表，都是充滿了同情心有精準理解力甚至是高尚人格的長輩，他們口口聲聲說，這些知青孩子如何如何，要向知青的父母交代怎樣怎樣。其實，即使在我成長的年代，也幾乎沒有被當作孩子的記憶。我們這個民族，一個啟蒙書籍是 “人之初，性本善” 的民族，是從來沒有對“孩子” 的特殊待遇的—— 確切的說，物質上有，精神上從來沒有。教育我們的體系是像成人一樣被灌輸各種概念，而不是從觸摸各種色彩開始的感性的教育。

所以，這部電視劇給我最大的觸動，就是，一個可以包容孩子成長的社會，即使是文革的背景下，是多么的令人向往。再稍微推廣一小步，如果周圍絕大多數人可以正確的分辨出好人壞人，即使被叫做“文革”，大多數人的生活還是可以保持正常的。可是，天知道這個狀態離真實有多遠！三個世紀之后的中國，大批的受過系統高等教育的人主宰的社會，還在探討是否應該當街扶起摔倒的老人，這個社會的主體，真的有獨立的判斷力么，真的有寬厚的仁慈心么？！還是說，經濟發展以前，還是可以托付人心的？

其實，這部電視劇從來是旗幟鮮明的表達了“文革期間是病態”這樣一個主題的，類似的臺詞，被劇中很多人物直接說起過，甚至反面人物——從來沒有出場的吳敏的爹，也在信里說，這樣的現象不會長久。那大家為啥都覺得電視劇把文革表達的太溫情脈脈了呢？一來，滿嘴說“階級斗爭”的人物很少，只有吳敏，縣革委會的杜主任，公社革委會的牛主任，還有一個火車上打醬油的角色，剩下的所有人，兵團的領導戰士，村里的支書村民，個頂個的是知恩圖報的“正常人”。

二來，主要人物被精心愛護，沒有被人為的慘劇折磨得怎么著了。知青里頭遭遇最慘的是蹲了監獄的武紅兵，精神失常一段時間的沈力，被隔離寫檢查的趙曙光，和失去了上大學資格的孫曼玲。他們也無一例外的被照顧的很好。即使淚點超低如我，也實在不覺得這些是多么“慘痛”的結果，反而是村里的韓奶奶和王支書——都是很不起眼的配角——因病去世，賺足了我一大票的眼淚。

三來，不但壞人少，好人超多，那些重要的負面的重大事件被遠遠的拖到鏡頭之外，虛而又虛，比如經濟崩盤人民生活極度貧困——雖然直接描述了陜北農村很窮，好像還是夠吃夠喝的；比如因為衛生條件差很多不足為患的疾病奪走人的生命——小地包兒因工傷壯烈犧牲的事件勉強觸碰了類似的觀點，畢竟，用雙手繡地球，而不是大力發展工業發展經濟，是令人痛心的錯誤抉擇。

最重要的，知青的風潮的直接起因應該是為了緩解城市就業壓力，一千七百萬的知青離開城市，圓滿的解決了這個命題；可惜這個辦法帶來了更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后來的返城。誠然，電視劇開始就說了，只關注68－79這十來年的事，但是對于“知青”這個沉重的話題，逃避這最令人神傷的后果，已然大大的削弱了這種關注的力量。

借用紅眉姐姐的評分系統，1－5分，我給《知青》4分，算是和甄繯傳一樣好看的電視劇。戲拍得算精致，背景道具都下了工夫，主要人物青春蓬勃，性格算鮮明，節奏算緊湊，情節也沒有明顯的漏洞。最值得說道的硬傷是結局太倉促，很多條線索戛然而止，喜歡的人物都沒有交代清楚，而且因為在結局所以印象深刻，非常遺憾。

        知青生活就像我含在嘴里永遠也嚼不爛的一塊筋頭！
        40年前中國的知青運動經歷了十幾年，這十幾年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知青運動中產生的兩萬多知青不是一次集體走出一個城市，到了農村的一個地方，所以不可能都是一個模樣，一個背景，同樣的命運，因此兩千多萬知青就有兩千多萬知青知青生活的版本，兩千多種思想，這兩千多萬個版本和兩千多萬種思想匯聚在一起再提升才是 一部完整的《中國知青史》。
        我是個兩千萬分之一，發表的是我的版本，表達的是我的思想。
        我是在1968年11月13日下鄉的，我的版本就是在當時的政治背景和社會思潮中產生的，一定是和其他的版本有區別的，比如，我們下鄉的第一天就看見全村60多戶人家，只有貧下中農才有在門前掛小紅旗的權利，因此，誰家是地富反壞一目了然，幾天以后我們就把我們戰斗隊的旗幟高高的掛在了我們住的隊房子前面；當天晚上我們幾個男生住在老戶長家里，看見西墻上布置的“紅太陽”剪的毛主席人頭像貼在正下面，半夜，我看見老戶長看到我們都“睡著了”，躡手躡腳的走進來把我們放在紅太陽前面的東西悄悄地挪開，那時候的人都著了魔。
        1968年下鄉的都是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初高中老三屆，寫過大字報，批斗過老師，看見過拿毛主席語錄當子彈的戰斗；破過四舊，有些人參加過抄家，挖過資本家的炕洞；我們這些人都參加了大串聯、還有的人參加了“步行串聯”；經過復課鬧革命，也下廠學過工；也參加過歡呼“最新指示”發布，半夜上大街游行；我們大多數人是忠于毛主席的紅衛兵，大多數見過毛主席，大多數了解武斗，一些人還參加過武斗，帶匕首下鄉的不乏其人，甚至有的同學下鄉時就把菜刀放到軍挎里在棉襖里背著，隨時準備參加戰斗！
        1968年下鄉的老高三都是已經交了5元錢報考費的考生，下鄉之前他們就有很多人已經談戀愛，這些人改變命運的緊迫感極強，對知青的未來有種種猜測；我們學校有一個高三學生，因為肺結核休學兩年，結果下鄉的時候他都24歲了，今年快70歲了。年齡不一樣，學歷不同，他們下鄉時的心情就不一樣。盡管如此，我們也都是從一個戰壕里沖到廣闊天地里的，在不同的地方都聞到過火藥味。
    1968年下鄉的知青形象幾乎個個都臉譜化。
        處處想造反，不一定都反得成，可是整個社會都被“造反有理”籠罩著，所以只要有挑頭的就一呼百應；
        先舉個小例子，當時的知青坐火車幾乎沒有買票的，“知青”就是火車票，他們都把下鄉當成大串聯的延續。1969年我們在農村過完革命化春節后，我們戶十幾名同學從洮南上火車回長春，中間得到四平倒車。前一段一路綠燈，但是列車員讓我們組織全車廂的“三忠于四無限”活動，于是同學們捧場我就當了主持人，最后當“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尊敬的副統帥林彪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洪亮的聲音傳遍整列車，響徹整個松遼平原的時候，車廂里站起來一位軍官贊揚我們雖然當了農民，但永遠是毛主席的紅衛兵，還振臂高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一個戰士對我們說，他是某軍區的副司令員。
        到了四平火車站已經半夜了，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我們趕上了北京到牡丹江的165次列車，由于人多我們都上不去，緊急時刻我們發現餐車門開了一個廚師站在踏板上向外看，我和一個同學就往上沖，這時廚師大吵著往下面推我倆，我倆在底下抓住了他的腿喊“你不讓我們上車就把你拽下來”，廚師害怕了，使勁往后靠，接著我倆就上了車，我趕忙就把廚師牢牢的擋在了過道里，那個同學就先往上拉女同學，當我們十幾個人都上了車進了餐車車就開了。誰知麻煩大了，乘警、列車長等來了5、6個人，開始都讓我們站起來，我們就是不站，也不說話，僵了幾分鐘，乘警覺得沒辦法陸續走了，列車長決心戰斗到底，做出兩項決定，1、把你們全部帶到牡丹江交給鐵路群專按《公安六條》處理；2、補票，說完就伏在飯桌上些什么，寫完了出去就把門鎖上了。
        我們坐在椅子上，拿過鐵路上那種印著路標、又笨又大的搪瓷杯喝水，互相都伸出大拇指表示“我們勝利了！”那時候還不實行用“V”表示，我們說“把我們拉到牡丹江更好，不能看鏡泊湖，看看楊子榮去過的獅子樓也行。”
        我們戶18個人，男女生各半，除我二弟和他的一個同學外，我們都是長春八中高一、三班的同學，有幾名女生都是班里的學習尖子，男生有兩個都是在長春市中學生運動會上取得名次的運動員，除了班里的團支書以外，班干部基本都在我們戶，文革開始后我們十幾個人就組成了“紅衛東戰斗隊”，我們都是近20歲的人了，若說社會經驗多少也有點兒，不過單個對付列車上的工作人員肯定吃虧，但是“人怕成幫，狼怕成群”，我們十幾個人在一起他們自然打怵。
        后半夜兩點火車停在了長春火車站一線站臺上，沒過1分鐘門打開了，我們下了車看見列車長和一個穿鐵路服裝高個子老頭，一個鐵路警察在下面等我們。
        車開了，鐵路警察走了，老頭領我們進了原來車站東面出口的值班室，一路無話。
        進了值班室，老頭捅了幾下大鐵爐子，填了一大鐵鍬大塊煤，屋子立刻暖和起來了，我們趕緊從爐子跟前往后撤。
        老頭喝了口水，從兜里掏出一張紙，說：“1、無票強行扒車；2、威脅餐車工作人員；3、消極抵抗，拒不認錯；、、、、、、”老頭抬頭看看我們，又說，“一共五條，如果因為你們耽誤進京列車上行正點行駛，那事就大了”，老頭站起來走到我們之間，又說，“你們年青人，不要太沖動，大正月的闖出禍了就后悔了，你們的爸爸、媽媽一定都等著你們回家呢，你們若是不敢回去就等天亮再走。”
        老頭的話感動得我們這些年青人都流了淚，在出口我們不約而同的返身向老頭鞠躬，開門的值班員告訴我們“他是宋站長。”
        回想這件事，看來還是“造反有理！”
        打架，親近暴力，1967、68兩年是東北一些城市武斗的高潮，有的雖然沒參加過武斗心里卻癢癢，到農村也想一試身手；
     1969年夏天，在通榆縣知青代表大會上，一個貧協代表在臺上介紹“對知青再教育的經驗”，他說，他們村的老百姓一提知識青年都渾身直哆嗦，孩子若是哭了哄不好就說一句“再哭就把知識青年找來了，孩子立刻就不哭了，知青比狼還惡，哄孩子比啥都靈！”
     那次代表會開了兩天，頭一天會場非常熱，臺上縣委鄭書記講話時喝口水，隨后就有一名我們學校的知青上臺拿起書記的水杯喝水，開始大伙都愣住了，隨后就起哄，接著就宣布休會。第二天結束時我們學校的知青就和縣城的一群年青人打了起來，當時我在招待所，聽到信兒后趕緊往街上跑，我看到我們學校的知青已經凱旋而歸，個個都把木板子扔在一邊，圍在一起吃冰棍呢。
     有的村子里農民和知青打得很厲害，在通榆縣有一個村子哥仨和知青打的你死我活，哥仨家晚上睡覺都在窗戶前支著洋炮（打鐵砂子的獵槍）。
     1969年冬天通榆縣召開公判大會，對一名長春知青宣判了死刑，對一名長春知青宣判了無期徒刑，、、、、、、
        69年、70年幾乎吉林省每個縣都有知青打架、打群架的傳聞，知青被宣判的消息。
        我們集體戶的同學下鄉前基本都是一個戰斗隊的，沒有參加過武斗，但是有戰斗力，下鄉后68年12月初就和洮南縣的農民因為我們集體搶劫發生了小型的正面的武力沖突，其中我用大鞭抽了一個農民，此事驚動了白城地區，后來洮南害怕知青報復就不了了之。
        事情是因為一塊不明地段引起的；
        在離我們集體戶的村子南面25里地有一塊很大的長著茂密的蒙古黃榆的地段叫少爺段，他的歸屬一直是洮南縣和通榆縣爭論不休的難題。蒙古黃榆是一種珍貴木材，現在是向海濕地的寶貝，誰若是砍一棵，輕者罰款重者入獄，可是1968年卻是當地農民的燒火柴。
        12月初的一天上午，村子里的一個姓韓的農民急匆匆的來到我們集體戶說：早晨他趕牛車去少爺段拉昨天砍的黃榆，可是洮南的林管員說少爺段是他們的，把我攆回來了，他們有兩個馬車，四個牛車，一共有20多人在那一邊砍樹一邊裝車。我們7、8個男同學一聽這事兒喜出望外，大家意見一致：正要去砍柴火，送到家門的為什么不要？一定把那6車黃榆都搶回來，一是為報信的農民報仇；二是為通榆縣掙回了土地；三是為我們集體戶出了名，于是，我們幾個人坐著我們戶的“驢吉普”，幾個人騎著馬直奔少爺段。
        我們到了少爺段就喊，“哪位是林管員？”一個農民告訴我們，“他看見你們來，他騎馬就跑了。”
        當時，我們根本就沒想林管員是否回去叫人，因為，那時候農村干部遇見這事躲都躲不及，后來證實林管員害怕了。
        當時兩輛馬車都裝滿了，兩個牛車裝了一半，另兩輛牛車才開始裝。十幾個農民見我們來就都要趕車走，我們攔住讓他們集中起來趕緊裝牛車，他們不干，這樣就發生了沖突。我們打了兩個農民他們就服服帖帖的了，裝滿后我們讓牛車先走，讓馬車等一會再走，因為怕他們半道跑了。總共用了3個多小時，6車柴火卸在了集體戶門前我們戰斗隊的紅旗下面，這些黃榆我們燒了兩年。
        第二天上午，白城地委的一輛解放牌大汽車停在了我們集體戶大門口，一位40多歲姓張的主任來處理少爺段問題，汽車把戶長和我拉到了洮南縣呼和車力公社。當時我是副戶長。
        到了下午兩個縣的干部一番爭論后，解決通榆縣知青打人問題，一會兒解放車拉來了那個被我抽了一大鞭，手上還有個血道子的中年農民。想不到的是那個農民不承認挨打了，說莊稼人手刮破了是常事，據說另一個被打的農民死活不來。
        晚上，我們在公社食堂吃了飯，坐解放車回了集體戶。
        一直到30年后，1998年11月13日我們集體戶的同學聚會才有人提起這件事，我說，現在想起來我們是搶劫，那些農民砍了柴還給咱們送來，還挨了打，有人給他們撐腰也不敢吱聲，真是有點對不起他們。大家對這件事好一番議論，都對那個時代深惡痛絕，都說我們讀高中是要讀大學，做文明人，怎么會到農村當強盜，做野蠻人？
        我知道我身上“文明人”、“野蠻人”的成分都有，野蠻人這部分就有知青生活的影子。
        我們集體戶有好幾個同學都說；咱們在集體戶搶農民6車柴火燒了兩年，這件事可不能讓咱們的孩子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