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來了

從1993年《陽光燦爛的日子》到2000年的《鬼子來了》，姜文蟄伏了七年，他的電影求質不求量，每一部都很扎實。這次，他選擇了山東作家尤鳳祥的《生存》，后者反映了膠南農民抗日的故事，而姜文則把地點改在了他的老家唐山，所以馬大三為首的鄉親們都說著遷西話。當然，這部電影的改編，原作者與編劇還是存在很大爭議的，部分爭議在廣電總局的審查回復里有所體現，那就是這不符合我們慣常意義對于抗日那段歷史的描繪，甚至非常具有顛覆性。所以，廣電勒令姜文修改，但是后者這次沒有聽話，還帶著影片去戛納參賽了，拿了評審團大獎，換來的結果就是片子不能上映，5年不得拍片。這代價應該說巨大的。但是姜文沒有犧牲。十八年之后，重新審視這部抗日神劇，你會發現它跟其他的抗日神劇完全不是在一個歷史觀上討論問題。它考慮的更多的是人性，這也就讓這部抗日神劇顯得如此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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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那個“我”把日本俘虜和翻譯官丟給馬大三的時候，這個矛盾就開始在村民的內部激化，從而各色人等都呈現出了中國人的特征，村長在主持大局，但是有所保留。瘋爸說要一手一個，掐吧死，刨坑埋嘍，無人理會。其他村民只是考慮自己利益，言辭激烈，實際在躲閃，每個人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自我保護，然后把鍋讓馬大三來背。這里面，馬大三也把自己的事說成是全村的事，用他和魚二偷情的私事換來了各種同情和幫助。他在一點點地了解從翻譯官歪曲的翻譯中，獲取日本俘虜的想法，然后再慢慢地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曾求教過所謂的刀斧手，結果換來的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騙局。他也曾鋌而走險用俘虜換回糧食，卻萬萬沒想到為全村帶來了災禍。所以，最終他選擇了魚死網破沖進俘虜營，結果竟然被國民黨長官安排被日本人殺害。當他的頭顱滾動，鮮血噴濺，他才赫然發現自己看不懂的并不是戰爭，還有被戰爭異化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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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的爭議點，在于姜文選擇了相對羅生門的手法，給了日本人比較正常的視角。這也是本片為什么在日本屢獲好評卻在國內罵聲一片的原因。但是，姜文后來談了他拍鬼子來了的動機，談到他在中戲讀書時也有遇到日本留學生，他也會近距離地接觸這些人，他感覺這些人都是可以交往的普通民眾，但是普通民眾怎么會在戰爭中突然都拿起了槍，做了許多慘絕人寰的屠殺呢？這中間一定有什么出了問題。他說很反感國內某些聲音總是說一小撮日本極右翼軍國主義分子，根本就不是一小撮，而是很大一部分，所以才會在戰爭中造成如此大的危害。這就是菊與刀的國民性背后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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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根正苗紅大院子弟出來的姜文，在他37歲的時候，想做的這部影片其實還是希望能警示國人。我們首先要敢于正視自身的劣根，同時識破對方的虛偽，才能有所進步。姜文不是魯迅，但是后者那些在日本真正待過的人才更理解這個民族的可怕性，從而對于我們的國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所以，鬼子來了雖然被禁，但它所牽涉的話題卻是至今都令同胞義憤填膺的。姜文說，國內拍的很多抗日神劇都會被別有用心的日本人拿回日本播放，從而教育他們的子孫后代，在中國我們的士兵遭受了怎樣的打擊，配合了日本被扭曲竄改的教科書，讓這些人從小就接受了虛假歷史觀教育。而我們的抗日神劇動不動就全民皆兵，所以日本極右翼勢力又可以借題發揮說，你看當時我們殺的不是平民而是士兵，從而給自己找借口開脫罪責。屢屢看到這種愚蠢而遭人利用的現實，也逼迫了姜文盡快拍出一部令全世界審視日本侵略者暴行，同時激發國民警醒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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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來了，devils on the doorstep用了48萬卷的膠片超了30%的投資，姜文強迫顧長衛選擇了黑白攝影，表面上這是一部抗日題材的作品，而實際上它的現實意義的確發人深省。它用被禁的方式解禁了很多關于抗日神劇的質疑。因為那些質疑，直懟不符合客觀規律的歪曲歷史與洗腦宣傳。只有戳破了這層紙，民眾才會認識到這種危害性，不要總覺得厲害了，那不過是虛張聲勢。一旦面對各條戰線的真實對抗時，才會發現姜文那可貴的前瞻性。作為導演，姜文在這部影片所傾注的心血不亞于陽光燦爛的日子。如果說后者拍出了他的成長他的夢，那么前者則拍出了他的反思他的擔心。到底中國還有多少個馬大三，要逼到最后一刻，才懂得拿起刀呢?而那時候，晚不？

PS:姜文的隱喻，的確很深刻，比如馬和驢，公雞，糖等，信息量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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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接著聊一聊姜文電影《鬼子來了》，之前已經介紹過這部電影，但是一部優秀的電影是值得反復觀看的，看多了也就會發現一些難以發現的東西，然后可能就會明白經典為什么會是經典。

因荷而得藕

我們從一副對聯開始聊起。馬大三進門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副對聯，有點殘破，但從字面上應該可以猜出來，是“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需梅”。

這副對聯有個典故：明代禮部侍郎程敏政自幼聰慧過人，名聲在外，宰相李賢想招他做女婿，就請他吃飯，指著桌上的菜出了一個上聯 “因荷而得藕(因何而得偶)？”程敏政對出下聯“有杏不需梅(有幸不需媒)”。

這副對聯印證了馬大三和魚兒的關系，他們是“自由戀愛”，沒有媒人，魚兒是個年輕寡婦，有一個幾歲大的孩子小碌碌，馬大三和魚兒廝混應該是不合理法的，但是鄉親們幾乎默認了，瘋七爺罵魚兒：“我不是你爹，不要臉的養漢婆娘”。五舅姥爺說：“你兒媳婦和大三也不是一天兩天了”，說不定這副對聯就是五舅姥爺寫的。

我估計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副對聯，那么我挖這個坑是想說，劇組在這種細節上做得是如此的認真細致，把優雅藏在身后令人佩服，這就是電影能成為經典的原因之一。不管觀眾看不看得出來，有些細節導演是做給自己看的，這是一種態度。

說起對聯，姜文作為演員成名的電影《芙蓉鎮》，里面也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對聯。

“一對黑夫妻，兩個狗男女”，橫批：“鬼窩”。《芙蓉鎮》是謝晉導演的大作，23歲的姜文和比他大12歲的劉曉慶扮演一對夫妻。兩人想要結婚，因為成分不好，姜文飾演的秦書田請求領導批示，領導就讓人寫一副白對聯，秦書田還親手貼上了。這部電影有一句很有名的臺詞：“活下去，像牲口一樣的活下去”，想必這個細節，姜文會終生難忘。

大膽的畜生

接下來我們就聊一聊《鬼子來了》里面的牲口。姜文經常會使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低俗”鏡頭，而且是穿插在非常重要的情節里面。如果能夠迅速理解了，就會明白什么是“驚喜”，如果不理解，可能就倒了胃口。

馬大三等人送花屋小三郎回了日本軍營，日軍隊長有點懵了，馬大三的驢子騎上了皇軍的馬。

這個鏡頭曾經被官方建議修改，理由就是低俗。

在一副可有可無的對聯上都認真細致的導演，怎么可能隨意拍個低俗的鏡頭呢？他當然是故意要這么干，不管是對人還是畜生，姜文都很樂意展現一些特別荒誕的情節。

這里映射的其實是日軍小隊長酒冢豬吉的心理活動。花屋小三郎是豬吉隊長的同鄉，花屋已經失蹤半年，日軍確認其死亡，名字已經刻在“靖國神社”里了，哪知道他又回來了，而且是在皇軍的炮樓子下面被關押了半年，豬吉隊長當時的心情就是“日了狗了”。皇軍的馬被農民的驢子上了，就是說皇軍的尊嚴被農民侮辱了。

豬吉當時已經是“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一刀砍死馬大三也不奇怪，但他忍了，他有一個更大的計劃，花屋丟掉的尊嚴不是他個人的，而是皇軍的尊嚴，得由花屋自己找回來。所以他要獎勵更多的糧食，來一場陸軍海軍大聯歡，豬吉這么做，也有責備海軍隊長野野村洞察不明的意思。

因此在掛甲臺村的聯歡會上，豬吉才一次次的忍受 喝醉酒的六旺勾肩搭背拍腦袋，他以這樣的方式來刺激被村民養活了大半年的花屋，直到花屋重新找回日軍的獸性，持刀砍死了六旺，豬吉一下子就亢奮了，大喊著“一個都別放過”。然后還要刺激一下野野村，他因為經常給小孩子們糖吃，小碌碌才會跑到他背后躲著，豬吉嘲諷野野村和農民混在一起太久了，野野村因此拔刀殺死了小碌碌。

因為這樣的一些細節描寫，讓日本人在電影里的形象很立體，思想和行為也能說得通，所以日本人才承認這部電影，是“日本人拍不出來的日本人”。有人或許會說，道理我都明白，為什么一定要用驢子上馬的鏡頭呢？姜文親自答：“知不道”！

全都是畜生

我們接著往下看，后面還有很多牲口出場。

馬大三砍殺了幾個日本兵之后被抓住公審，鏡頭突然切了個小驢子，湊到母驢的肚子下面，可能是想要吃奶，母驢子給了它一蹄子。

這個就是典型的“隱喻蒙太奇”，馬大三是中國人，日本人才是侵略者，日軍在獲知天皇投降詔書的情況下屠殺了掛甲臺村，才是真正的罪大惡極，馬大三這一幫農民就如同那只要吃奶的小驢子，他們需要保護，而國軍“這頭母驢”不但沒有保護，居然還要踢上一腳。

然后那只小驢子一直出現在馬大山的背后，國軍士兵拔掉塞口的布讓馬大三說話，他發出了一連串的驢叫聲。一旁的四表姐夫說，啥叫仰天長嘯，這就叫仰天長嘯。

接下來，國軍將領吳大維宣布對馬大三的判決，剛喊了豬吉隊長的名字，有個看熱鬧的閑人從高坡上掉來，灰頭灰臉的跑了，接著一頭豬進了場，這一連串的鏡頭都像是穿幫鏡頭一樣很不嚴肅，其實作者想要表達的就是，這場審判是毫無邏輯可言的，名字叫豬吉的未必是“豬”，那些道貌岸然的國軍將領才是真正的“豬”啊。

然后豬吉隊長聽說讓他來槍斃馬大三，他表示很吃驚，還加問了一句“真的”？豬吉在獲準用刀執行的時候，又把刀交給了花屋小三郎，他因為之前被馬大三砍了一斧頭，手上有傷。就這樣，殺人的屠刀戲劇性的到了花屋手里，讓這個村民們一直不忍心、不敢殺的侵略者，一個厚顏無恥的強盜，砍死養活了他大半年的恩人。墻外的說書人感嘆這個故事真好，回去要寫一個“拿人的段子”。

啥叫經典，這就叫經典。

姜文電影或許有很深的內涵，但都是藏在身后的，你不去研究根本發現不了，又或許什么都沒有，只是我們自己想多了。一方面是霸氣外露的張揚，另一方面是把細膩的東西藏在背后，看起來有點矛盾，我的理解是那個時候姜文，還在努力想要展示自己的才華，沒想到的是用力過猛，在國外獲得一致好評的情況下，國內給禁了。

這部片子從頭到尾，唯一一個永遠正確的人是“瘋七爺”，那個高喊“我一手一個掐死兩”的老頭，也曾經大罵馬大三：“全村早晚死在你手里”，這句話也應驗了，日本人屠村的時候，這個殘廢的老頭放了唯一的一槍，還實現了“一手一個掐死兩”的諾言。為什么七爺是個殘廢瘋子？掌握真理的永遠是極少數人，他們在人群里肯定是個另類。

時間： 2003年9月8日

出處：網易影視頻道

網址：http://ent.163.com/edit/000908/000908_61720.html

1.我為什么要拍“鬼子戲”？　　 姜文說：這部電影不僅是再現日本軍隊當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種警世的責任。在這部影片里，日本軍屠殺的是真正的中國老百姓、中國平民。而事實上，當年日本軍也確實殺過很多中國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發生過這樣的慘案。我想通過這部影片告訴日本觀眾：你們要真正面對這段歷史，別想再否認。我也想以此告誡中國觀眾：面對惡人，我們不能無端地報以善良。面對這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才能避免這種事再發生。 2.我為什么對中日文化比較感興趣？　　 姜文說：1982年我在中戲上學時，班上來了一撥兒日本留學生，和我們同齡，關系也特好，走的時候依依惜別，甚至有和我們班同學談戀愛的。當時我就很奇怪，他們和我小時看的抗日電影中的松井之類的日本鬼子說的都是一樣的話，怎么態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卻和松井他們那么不一樣？他們和松井他們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卻怎么也重疊不到一起。從那時起，我就帶著這個問題聽了很多親歷過抗日戰爭者的講述，后來有機會去日本時也看了很多聽了很多，看了許多如《菊花與刀》之類的人類學、社會學著作……到現在，我漸漸地能把這兩類日本人的形象重疊到一起了，他們其實就是一回事，只不過在不同環境下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個溫文爾雅的日本人很容易變成一個我們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為什么重視日本這個對手？　　 姜文說：日本善于學習和研究中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有優點的敵人。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些優點而是將其模糊掉，不承認它，就會面臨失敗的危險與災難。 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場侵略戰爭就是明證。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我覺得魯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對國民性的批判，與他年輕時在日本呆過，產生過比較有很大關系。我覺得一場災難的發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災難過后我們不能深入地研究和總結這場災難的根源。正是這種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個中日間的故事。 4.我為什么給《鬼子來了》選擇劉星的音樂？　　 姜文說：《鬼子來了》的故事原本“隱藏”在我為拍電影而看過的眾多小說之中，并沒有清晰地凸現出來。而最終誘發靈感的是兩張風格迥異的 CD，一盤是日本軍歌，另一盤是當代音樂隱士劉星的專輯《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帶有霸道傾向，后者則盡得中國文化超脫與空靈的真諦。我從日本軍歌中聽出了民謠式的兒童歌曲的痕跡，其中有一種青春期的無法控制的瘋狂和理想，這種瘋狂如果被邪惡的力量所引導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對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賞。但要想達到這種高境界，必須有“日本軍歌”那樣的實力做基礎，否則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了。　 5.我為什么特別看重“翻譯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說：我曾經選了好幾個關于中日戰爭的題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這一點——一個本來沒有介入戰爭的村莊，突然來了一個日本兵和一個翻譯，他們怎樣互相面對？而由于這個翻譯的作用，本來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確地認識對面的敵人，以至于自大、膨脹，使用了錯誤的手段。這其中有殘暴敵人的問題，更有翻譯官因為私欲而誤導的問題，于是事情開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故事的這個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為什么對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說：當年在中戲談笑甚歡的日本留學生朋友，遇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一瞬間就會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這種兩面性是很好地重疊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們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與鳩山，在滿鐵醫院的時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這種朋友關系擋不住鳩山當了憲兵隊隊長，以后把李玉和弄來坐老虎凳。雖然不耽誤請李玉和喝杯酒、談談佛教，但是密電碼得拿出來。這種事太多了，朋友歸朋友、原則歸原則，日本人的原則性和國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強。　　 7.我為什么不總把“愛國主義”掛在嘴邊？　　 姜文說：愛國主義不需要喚起，只要一個人還知道自己是誰，對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會愛自己的祖國。魯迅對自己民族與文化中某些問題進行諷刺與挖苦，這也是充滿了愛的。他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為他是想讓中國這“脖沒了，比日本強了，這是最大的愛國。反過來個別人為了自己的私欲違心地故作贊揚歌頌狀，而不讓人們看到問題的實質，那就像我們片子中的翻譯官董漢臣一樣了。我覺得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們打著“愛國”的旗號，危害卻比“賣國”還大。我雖然達不到魯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賞他。他有時候表現得比較尖刻，但他看問題很準確。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問題、不愿意看到問題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說。魯迅這種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幾百個魯迅，這個國家就會很了不起。　　 8.我為什么不經常站出來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否認戰爭罪行之類的言行加以駁斥？ 姜文說：因為拍了這部《鬼子來了》，近期有不少報紙請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發表看法。但是我認為我們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華勢力出招的時候我們就接招，而是需要從深層次上研究這個對手，光靠拉幾個名人出來義憤填膺地過一把嘴癮無濟于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始終沒有變過，只是我們沒有深入地認識到這一層，所以才一會兒看著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一會兒看著又是軍國主義的復活，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斷利用我們在群情激昂時說過的一些過嘴癮的話來達到他們的某種目的，包括我們的一些電影都成了他們開脫罪責的例證。比如我們老拍游擊隊，他們就援引有關的國際戰爭法稱游擊隊員被俘后不享受正規軍的戰俘待遇，為他們殺人找借口。再比如我們有一句著名的電影臺詞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他們又非常險惡地把很多殺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國的偽軍身上。問題不在于最近日本又發出了什么不和諧的聲音，我們該怎樣回擊，而是在于我們應該冷靜地認識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什么樣的鄰居。我們總說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邁過日本這道門坎。邁過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為什么不在影片中讓中國觀眾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說：拍這部電影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改變一些抗戰題材的“老片”可能會給人，尤其是給日本觀眾造成的一些誤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確實起到了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但這些電影也有一些問題。比如說，這些老電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輕人說：你們看，中國的老百姓哪一個不是間諜，他們哪個不是不穿軍裝的軍人？既然他們“全民皆兵”，我們就可以對他們“全民殲滅”。于是，我們的這些老電影成了他們掩蓋當年屠殺中國平民的把柄。但事實上，那時候我們并沒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們的一個理想。而我們現在拍電影，就再不能給日本人這種口實了。我覺得通過拍一部電影過嘴癮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討點好，但是事情過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觀眾真正進行思考。我拍《鬼子來了》就是試圖讓觀眾明白，如果想避免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歷史，除了過嘴癮還有什么辦法。我不敢說《鬼子來了》給出了這個結論，事實上我一個導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個方向吧！　　 10.我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說：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交往過程中我發現，日本右翼分子、反華勢力、否認戰爭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們常說的那樣是一小撮，只不過在那里上躥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等于沒有正視日本這個強大的對手。另一個不好的傾向是：我們有些文藝作品經常替日本人向中國人謝罪。 而事實上不肯謝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們為什么總要用那一小撮謝罪的日本人來麻醉和滿足自己呢？《鬼子來了》這部影片中有幾位日本演員，他們以前看過我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報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劇本以后，他們有抵觸情緒，拍攝過程中我們也不斷發生辯論。這批30歲左右的日本演員代表著日本的中堅力量，通過這部電影，我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他們一些比較極端的想法。我相信將來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時，觀眾也會像這批演員一樣有所改變，至少對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種懷疑。